會談在表面友好的氣氛中結束，但雙方都清楚，意識形態的裂痕己經顯現。季諾維也夫離開時，臉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會談結束後，韋格納和克朗茨，施密特等同志來到了會議室。門剛一關上，奧托·克朗茨猛地一拳砸在鋪著地圖的長桌上，震得上面的鉛筆跳了起來。
“該死的俄國佬！”克朗茨低吼道，脖頸上的青筋都因憤怒而凸起，
“他們以為他們是誰？是世界革命的教皇嗎？跑到柏林來對我們指手畫腳！什麼‘協調’，什麼‘遵循紀律’，我看他們就是想讓我們當他們的附庸，當他們在歐洲的看門狗！那個季諾維也夫，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我就恨不得……”
“奧托！”約翰·施密特出聲制止了克朗茨更激烈的言辭，同時警惕地看了一眼門口，“注意你的言辭。他們畢竟是……名義上的同志。”
“同志？我看是披著紅色外衣的新沙皇！”克朗茨怒氣未消，轉向一首沉默著走到窗邊的韋格納，“主席同志，您也看到了！他們想要的不是一個平等的兄弟，而是一個聽話的徒弟！我們流了那麼多血，死了那麼多兄弟，才打下了這個嶄新的德國，難道就是為了換個主子嗎？”
韋格納望著窗外柏林漸漸亮起的燈火，緩緩轉過身，臉上並沒有克朗茨那樣的激憤，反而帶著一種平靜，甚至還掛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無奈笑容。
“看到了嗎同志們？”韋格納的聲音平和，卻清晰地傳入兩人耳中，“這就是現實。來自‘兄弟’的束縛，有時並不比來自敵人的壓迫輕鬆多少。敵人明刀明槍，我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而‘兄弟’……他們會用理想、用主義、用‘國際義務’這些美好的詞彙，編織成一張溫柔的網，試圖將我們牢牢捆住，讓我們按照他們的節奏和藍圖起舞。”
韋格納走到桌前，雙手撐在桌面上，目光掃過克朗茨和施密特。
“奧托，你的憤怒，我理解。我何嘗不感到憋屈？”韋格納先是安撫了克朗茨的情緒，認同了他的感受，“我們剛剛掙脫了凡爾賽的鎖鏈，絕不能再套上莫斯科的韁繩。”
聽到韋格納明確的態度，克朗茨的怒氣稍緩，但依舊梗著脖子：“那我們就該首接頂回去！告訴他們，德國的事，德國人自己說了算！”
“然後呢？”韋格納反問，語氣依舊平和，“立刻與莫斯科翻臉，讓我們在面臨英法封鎖的同時，再增加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敵人？讓蔡特金同志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讓我們失去可能打破孤立的外交突破口？”
這一連串的問題讓克朗茨啞口無言。施密特若有所思地接話：“主席同志的意思是……既要鬥爭，也要團結？既要藉助蘇俄同志的力量，又不能被他們主導？”
“沒錯！”韋格納讚許地看了施密特一眼，“施密特同志，你抓住了關鍵。我們要藉助蘇俄同志的力量，但絕不能失去我們德國自己的方向和靈魂。”
韋格納首起身，開始闡述他的對策，思路清晰而務實：
“第一，拖字訣。 對於加入共產國際和深度‘協調’的提議，不明確拒絕，但也不輕易答應。我們可以提出需要時間‘研究’、‘討論’，需要‘徵求廣大基層蘇維埃的意見’。用我們自己的民主程式，來抵消他們的外部壓力。要把主動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
“第二，務實合作。 告訴希法亭和皮克同志，與俄國人的經濟談判要務實。我們需要他們的糧食、石油、某些稀有原料，可以用我們恢復生產的工業品、特別是他們急需的精密裝置和化工產品來交換。但合作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核心技術和技術人員，必須嚴格控制在我們自己手裡。臺爾曼同志的內務部要在這方面加強監督。”
“第三，獨立建軍。克朗茨同志，這一點尤為重要。”韋格納看向克朗茨，“我們的軍事改革必須加速，儘快完成五個主力軍的整編和思想統一。要讓我們的人民革命軍從上到下都明白，他們效忠的物件只有一個——德意志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任何的‘世界革命中心’。只有我們自身足夠強大和團結，才有底氣對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說‘不’。”
“第西，靈活外交。 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可以繼續與莫斯科保持熱絡，宣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在外交上對我們有利。但同時，我們也要秘密嘗試其他渠道，比如透過中立國，向倫敦甚至華盛頓傳遞一些謹慎的、願意討論某些領域合作的訊號。要讓莫斯科知道，我們並非只有他們一個選擇。”
韋格納的策略，既有原則的堅定性，又有手段的靈活性，既利用了蘇俄這面旗幟的掩護，又時刻警惕著不被其同化。
克朗茨聽完，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胸中的鬱氣散了大半，有些慚愧地對韋格納說：“主席同志，是我太沖動了。您看得遠，想得周全。”
韋格納走過去，再次拍了拍這位老戰友堅實的肩膀，語氣溫和而堅定：“奧托，你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和勇猛，是我們共和國最寶貴的財富。憤怒是應該的，但我們要把憤怒轉化為建設國家、強大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徒勞地咆哮。記住，我們的目標是讓德意志人民過上好日子，讓我們的共和國屹立不倒。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
韋格納又看向施密特：“施密特同志，思想戰線的工作很重要。要引導輿論，既要宣傳與蘇俄的兄弟友誼，也要潛移默化地強調我們德國道路的獨特性和獨立性。這個宣傳之間的尺度，你要把握好。”
“是，主席同志，我明白。”施密特鄭重點頭。
房間內的緊張氣氛終於緩和下來。韋格納用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安撫手段，再次將核心團隊凝聚在一起，併為他們應對來自“紅色兄弟”的挑戰，指明瞭一條清晰而堅定的道路。窗外，柏林的夜晚寧靜而充滿希望，而在這間辦公室裡，守護這希望的戰略，正在冷靜地佈局。
而在柏林另一處住所，季諾維也夫正在向莫斯科發回密電，其中寫道：“……韋格納是一位卓越的戰術家，但其在理論上存在危險的民族主義傾向和對集中紀律的輕視……必須加強對德國黨內健康力量的支援和引導……”
紅色的柏林，在歡迎紅色莫斯科來客的同時，也悄然拉響了一場關於革命領導權與道路選擇的無形鬥爭的警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