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費加羅報》被放在了韋格納的辦公桌上。
秘書諾依曼謹慎地指出了那篇題為《紅色恐怖下的“人間地獄”》的社論。
韋格納放下手中的工作，拿起報紙，饒有興致地閱讀起來。起初，他眉頭微蹙，但很快，嘴角便浮現出一絲混合著嘲諷與瞭然的笑意。
韋格納放下報紙，對坐在對面的總政委施密特和宣傳部門負責人搖了搖頭，帶著一種調侃的語氣說到：
“施密特同志，你們都看看吧。我們巴黎的這位‘老虎’總理和他的爪牙們，看來是真的急了。他們就像一群被踩了尾巴的貓，除了豎起毛、發出尖利的叫聲，似乎也想不出什麼新花樣了。”
韋格納點燃一支菸，深吸一口，繼續說道：
“他們攻擊我們經濟凋敝，卻看不見我們的工廠由工人自己管理，生產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資本家的利潤。
他們汙衊我們政治壓迫，恰恰是因為他們恐懼一個真正由多數人統治的、不再受銀行家和地主奴役的社會。
他們哀嘆我們摧毀傳統道德，無非是惋惜那個他們可以肆意剝削、而民眾只能逆來順受的‘美好的舊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這一切的指責，”
韋格納總結道，
“都印證了一個樸素的真理：凡是敵人反對的，恰恰說明我們做對了。
他們罵得越兇，越證明我們的革命觸動了他們的根基，打到了他們的痛處。”
在隨後的幾天裡，韋格納在繁忙的工作間隙，親自提筆撰寫了一篇回應社論。
韋格納沒有選擇與《費加羅報》在具體細節上糾纏，而是站在更高的哲學與歷史維度，進行了一場犀利的反擊。
這篇以他個人署名、題為《寄生蟲的哀鳴與創造者的自豪——答法蘭西的紳士老爺們》的文章，迅速在《紅旗日報》頭版全文刊發。
（以下為社論節選）
《寄生蟲的哀鳴與創造者的自豪——答法蘭西的紳士老爺們》
卡爾·韋格納
近來，我們巴黎的一些鄰居，一些習慣於躺在殖民地血汗和本國工人白骨上享受“文明”生活的紳士老爺們，對我們德意志人民共和國發出了一陣刺耳的嗡嗡聲。
他們拿著鍍金的放大鏡，拼命想在我們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上尋找“汙點”，並試圖用最惡毒的語言將其描繪成“人間地獄”。
我們對此的回答是：先生們，你們找錯物件了。
你們所哀嘆的“經濟凋敝”，在我們看來，是終結了人剝削人制度後，財富第一次真正開始為創造財富的勞動者所共享的必然過渡。
是的，我們不再為巴黎沙龍里的虛擲千金而生產奢侈品，我們正在為每一個德國家庭的麵包、牛奶、住房和孩子的未來而生產。
這種“凋敝”，比起你們那座建立在里爾紡織女工12小時血汗勞作和阿爾及利亞農民被掠奪土地之上的“繁榮”，要乾淨一萬倍！
你們所恐懼的“政治壓迫”，恰恰是無產階級對少數寄生蟲和吸血鬼的專政，是歷史的正義。
當你們用軍隊和警察鎮壓巴黎街頭的罷工工人時，有什麼資格談論“自由”？
當你們的憲兵在殖民地肆意鞭打“黎文壽”們時，有什麼臉面談論“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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