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奧匈帝國的解體，並未給新生的奧地利共和國帶來和平與繁榮，反而將其拋入了一個比戰爭時期更加迷茫和痛苦的深淵。這個蜷縮在多瑙河畔、失去昔日帝國榮光的國家，從誕生之初就患上了嚴重的“先天不足症”。
維也納，這座曾經的帝國皇都，如今籠罩在飢餓、寒冷和絕望的陰影下。戰爭遺留下的創傷遠未癒合，經濟崩潰的惡果卻己全面顯現。
在工人聚居的奧塔克林區和法沃裡滕區，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
曾經的技術工人約瑟夫·維默爾，如今只能每天在職業介紹所外徘徊，希望能找到一份臨時工作。
“我的銑工手藝在戰前還能養家餬口，”
他苦笑著對鄰居說，
“現在連一份碼頭搬運工的活都有五十個人在搶。”
通貨膨脹如同脫韁的野馬。
在中央市場擺攤的蔬菜販格特魯德·霍夫曼，每天都要重新標註攤位上的蔬菜價格：
“早上還能買一公斤土豆的錢，到了下午可能只夠買半公斤。我們的鈔票己經變得一文不值了。”
知識分子的處境同樣艱難。維也納大學的埃裡希·科恩博士被迫在晚上去咖啡館演奏鋼琴來補貼家用：
“我們這些教授的新水，還不如一個熟練工人。學術？那己經是戰前的美好回憶了。”
在這種普遍絕望的社會氛圍中，三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正在激烈爭奪奧地利的未來。
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戰後初期的大選中獲得了相當多的工人支援。
該黨的左翼，以年輕氣盛的奧托·鮑威爾為代表，深受毗鄰的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鼓舞。
在維也納第10區的一次工人集會上，鮑威爾激情澎湃地演講：
“柏林的同志們己經為我們指明瞭道路！我們要建立的不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而是維也納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所有的工廠應該歸工人管理，所有的土地應該歸農民所有！”這番話在失業工人和激進青年中引起了強烈共鳴。
與之相對的是大德意志人民黨，他們的支持者主要是民族主義者、部分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該黨領導人卡爾·赫爾曼在因斯布魯克的集會上宣稱：
“我們奧地利德意志人不能永遠做國際社會的棄兒！與我們的德意志兄弟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強大的紅色大德意志，才是我們的唯一齣路！”
這個主張在那些對現狀極度不滿、渴望重振“德意志精神”的群體中頗有市場。
而代表著天主教保守勢力、大地主和舊官僚利益的基督教社會黨，則對上述兩種聲音都感到深惡痛絕。
該黨精神領袖伊格納茲·塞佩爾神父在梅瑟爾街天主堂的佈道中警告信徒：
“我們正面臨兩個威脅：來自東方的布林什維克野蠻主義和來自北方的無神論革命。奧地利必須保衛我們古老的基督教價值觀！”
這三種政治力量的對抗很快從議會蔓延到了街頭。
1921年3月環城大道上，昔日帝國都城的優雅與寧靜己被徹底撕碎。
兩股身著不同服飾的人群在議會大廈宏偉卻略顯殘破的階梯前轟然對撞。
一方是隸屬於社會民主黨的“共和保衛聯盟”民兵，他們大多穿著工人的工裝或樸素的便服，手臂上纏著紅色袖標，手中揮舞著棍棒、鐵管。
“工人們團結起來！打破資本家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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