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這片早己被社會矛盾、民族情緒和外部干涉縱橫交錯的土地上，全面內戰，猝然爆發。
在維也納，由基督教社會黨主導、得到法國秘密輸血而勉強拼湊起來的“奧地利共和國臨時國防委員會”，在極度恐慌中宣佈進入戰時狀態，將其控制的政府軍、警察殘餘力量以及各地的右翼準軍事組織，統編為“奧地利國民防衛軍”。
這支軍隊的核心是舊奧匈帝國德意志族裔軍官團中對哈布斯堡失望、卻又極度恐懼“赤化”的保守分子，以及被“家園衛隊”灌輸了大量反猶、反共、民族保守主義思想的青年。
然而，其兵員和士氣的補充，卻來自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群體：從韋格納革命勝利前後，陸續逃離紅色德國的各色難民。
這些人的成分十分複雜：
有被剝奪了地產和特權的容克地主後代，有工廠被國有化後心懷不滿的前資本家及其子弟，有因政治立場或歷史問題被新政權邊緣化或審查的前帝國官僚、軍官和知識分子，也有僅僅是恐懼“布林什維克暴政”而選擇離開的普通中產市民。
他們聚集在維也納、薩爾茨堡等反對派控制的城市，對北方的紅色政權懷著深刻的恐懼與仇恨。
“我們不是奧地利的敵人，我們是德意志正統與秩序的守護者！”
在維也納的一處徵兵站，一位前普魯士少校，如今穿著略顯不合身的奧地利軍服，正在對一群同樣流亡至此的德意志青年進行煽動，
“柏林被一群暴徒和叛徒竊據了！他們玷汙了德意志的精神，現在還要把毒手伸向奧地利！
這裡，是我們抵抗韋格納的最後堡壘，是真正德意志文化的避難所！拿起武器，不是為了奧地利，而是為了一個不被紅色汙染的德意志未來！”
這些流亡者被迅速編入國民防衛軍的各個單位，有的成為基層軍官，有的組成獨立的“德意志自由營”。
他們帶來了對紅色德國政治運作、宣傳方式乃至部分戰術特點的瞭解，也帶來了更深刻的意識形態敵對。
然而，他們與奧地利本土保守勢力之間，也存在著微妙的不信任和潛在矛盾——一方視自己為“拯救者”，另一方則可能視其為不得不借助的“外人”和潛在隱患。
與此同時，另一股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整合、武裝、動員起來。
這就是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左翼、共產黨人為核心，廣泛吸收受迫害的工會成員、赤貧農民、進步知識分子，並得到柏林秘密輸送的教導隊人員指導與援助的 “奧地利無產階級革命陣線” 。
韋格納的廣播講話和後續新聞，成了他們最好的動員令和教科書。
“同志們！柏林的聲音己經傳遍了世界！韋格納主席說我們是‘前進中的困難’，說人民是‘銅牆鐵壁’！現在，輪到我們證明這一點了！”
在施蒂利亞州山區的一個秘密營地，一位眼神堅定的年輕指揮員，對剛剛領到武器的工人民兵們喊道。
德國滲透進來的“教導隊”成員，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不僅是戰鬥教練，更是組織者。
他們幫助奧地利的同志建立簡易的指揮體系、後勤鏈條和宣傳網路；傳授巷戰、游擊戰的基本戰術；將分散的抵抗小組，按照工廠、街區、村鎮編成更具戰鬥力的赤衛隊或游擊隊。
“不要迷信陣地戰！襲擊他們的補給線，伏擊落單的巡邏隊，保護我們的工人區和合作社，揭露他們的暴行！”
一位前人民革命軍士官，現在的國際主義教導隊隊長，在蒂羅爾地區向當地獵戶出身的骨幹傳授戰術。
在林茨的鋼廠、維也納的機車廠，工人在社會民主黨基層組織的領導下，佔領工廠，趕走資本家和管理層，成立工人蘇維埃和生產委員會，並武裝起來，抵抗“國民防衛軍”和“家園衛隊”的鎮壓。
在下奧地利、布林根蘭等農業區，飽受地主和高利貸盤剝的農民，在滲透同志和本地活動家的組織下，衝擊莊園，分配土地，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民自衛隊。
在薩爾茨堡、上奧地利等靠近德國且同情合併情緒濃厚的地區，部分當地駐軍在秘密黨員的策動或壓力下，倒戈或宣佈中立，使得“國民防衛軍”的防線千瘡百孔，革命武裝得以獲得喘息空間和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