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下旬，柏林，新成立的“國家監察與總政治部”臨時辦公室
儘管部門尚在草創，人員還未完全配齊，但施密特秉承韋格納“立即開展工作”的指示，已經將初步的監察網路鋪開。
監察部門的核心工作之一，便是對奧堡事件暴露出的問題領域進行延伸審查，特別是與大型基建、物資調配相關的部門。
此刻，一份來自“萊比錫—德累斯頓工業走廊基礎設施重建專案”的審計初步報告，被擺在了施密特案頭。
報告封面上標註的“異常情況待核實”字樣，顯得格外刺眼。
報告指向了一個之前並未被重點懷疑，卻手握實權的人物：
報告摘要列出了幾條令人皺眉的線索：
在過去18個月內，總局批覆調撥給“萊比錫—德累斯頓走廊”專案的優質鋼材、水泥、特種電纜數量，與專案實際工程進度和監理報告中的材料消耗量存在顯著差異，差額部分價值預估超過80萬勞動馬克。
這部分批文由布雷默直接簽字特批，理由多為“保障重點專案”、“應對突發須求”。
在韋格納領導的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德國的經濟政策遵循了一條更為務實、漸進且強調過渡與控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這一路線源於韋格納對德國具體國情的判斷：
德國擁有高度發達但受戰爭重創的工業基礎、複雜的城鄉經濟結構、以及數量龐大的小資產階級和專業技術階層。
盲目追求所有制的純粹性可能導致生產崩潰和社會劇烈動盪，不利於政權鞏固和應對嚴峻的外部封鎖。
共和國成立之初，便迅速將重工業、金融體系、主要交通運輸以及大型攏斷企業無償收歸國有，由國家直接控制。
這些被視為國民經濟的“制高點”和命脈，國有化確保了國家能集中資源進行最迫切的恢復重建、保障軍事需要和實施關鍵計劃。
對於數量更多的中小型工業企業、商業、服務業、手工業以及大部分農業，並未立即實行強制國有化。政府採取了多種過渡形式，
這些殘留的私營經濟成分，尤其是其中與舊政權、舊行會、舊官僚有千絲萬縷聯絡的勢力，極易成為滋生腐敗、侵蝕國家資產、干擾計劃執行、進行投機倒把的溫床。
它們利用與新政權中某些意志不堅定或已被腐化的幹部的關係，透過“合法”分包、物資處理等合同，套取國家資源，牟取暴利，甚至形成隱蔽的利益集團，對抗進一步的社會化改造。
總結來說，韋格納政府的經濟所有制結構在1923年初呈現一種“ 國有經濟主導、合作社經濟為重要組成部分、受嚴格限制和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為補充 ”的混合形態。
這是一種策略性的過渡安排，目標是在鞏固政權、恢復經濟的同時，逐步創造條件向更完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過渡。
然而，正如奧堡事件及後續腐敗調查所揭示的，這種過渡階段充滿了矛盾和風險。私營經濟成分及其在政權內部的代理人，成為了官僚主義、腐敗行為和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根源之一。
這也正是施密特領導的新監察機構和臺爾曼的內務部需要著力打擊和清理的物件，也必將引發黨內關於如何對待私營經濟、如何加速健康的社會化程序的進一步討論和政策調整。
差額物資的最終流向經初步追查，與幾家名為“中德建材貿易公司”、“薩克森工業服務社”的私營企業有關聯。
這些公司註冊時間短，但承接了大量來自重建專案的分包業務和“應急物資處理”合同。
工商登記顯示，這幾家公司的主要合夥人或隱蔽股東，與布雷默的妻弟以及萊比錫當地幾名與舊商業行會的商人關係密切。
布雷默主導審批的幾段公路和橋樑修復合同，中標價格均比預算部門和內部評估價高出8-15，且中標方均為上述關聯企業或與其有合作關係的建築商。
報告上顯示，監察員透過外圍了解注意到，布雷默一家的生活開銷明顯高於其公開收入。
其在柏林萬湖畔新購置的一棟度假屋，資金來源對組織上的解釋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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