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埃莉諾轉達的請求後，韋格納在繁忙的日程中特意安排出了一個下午。
當韋格納抵達療養中心時，列寧剛剛完成上午的康復訓練，正坐在輪椅上，在套間外連線著的小陽臺上，望著湖面。
“伊里奇同志，希望我沒有打擾您的休息。”
韋格納走上前，與列寧有力地握了握手，然後自然地拉過一把椅子，坐在了他的斜對面。
“韋格納同志，你能來，我很高興。”
“德國報紙上的報道，讓我想到了很多。”
列寧停頓了片刻，
“奧堡的爆炸，布雷默的叛逃……你處理得很堅決，也很有章法。
不僅僅滿足於砍掉幾個貪官的頭，而是試圖徹底扭轉國家政治體制的形態。
這些措施，讓我看到了一種不同的思路。
一種試圖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前提下，探索更豐富、更具韌性的內部制衡和參與形式的思路。”
“伊里奇同志，我有時在想：
我們奪權是為了什麼？如果新的國家機器同樣會壓迫工人，那這面紅旗的意義何在？
所以，我們必須嘗試，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儘可能早地、儘可能紮實地嵌入防止權力異化的思想和措施。
工會的否決權，監察部門的獨立性，幹部的考核指標，都是這種嘗試。
它們可能還不完善，可能會遇到阻力，甚至可能走彎路，但我們的方向必須明確：
政權必須時刻回應人民的關切，權力必須受到有效制約。”
“時刻回應……有效制約……”
列寧重複著這兩個詞，
“你說到了關鍵，卡爾。
在莫斯科，我們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甚至更復雜。
新的經濟政策帶來了市場活力，也復活了資本主義的幽靈；龐大的國家建設任務催生了臃腫的官僚機構；而黨的內部……”
他停了下來，輕輕嘆了口氣，列寧的語氣充滿了深深的憂慮，這不僅僅是路線分歧，更是對革命政權可能偏離初衷的警覺。
“在這裡，遠離莫斯科的日常喧囂，我反而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們成功地粉碎了舊的國家機器，但如何防止在建設新機器的過程中，重新制造出新的、同樣脫離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這是比軍事勝利更艱鉅的挑戰。”
韋格納深有同感：
“是的，伊里奇同志。我認為，這需要從兩個方面同時努力。
第一，是持續不斷的、深入到靈魂深處的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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