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社會主義民主不僅僅體現在推翻舊政權的那一刻，更要體現在建設新社會的全過程。”
列寧聽得非常專注，等韋格納說完一段，他緩緩說道：
“你的探索很有價值，卡爾。特別是你強調‘制度建設’與‘思想革命’並舉。
在蘇聯，我們目前可能過於依賴黨的權威和行政命令，在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的、制度化的監督和參與方面，思考和實踐都還不足。
官僚主義的苗頭己經出現，這很危險。”
他話鋒一轉，
“但是，卡爾，我也要提醒你注意平衡。
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過度的內部爭論和制衡，是否會削弱必要的集中和行動效率？
帝國主義包圍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猶如逆水行舟，沒有強有力的舵手，很可能會翻船。”
韋格納鄭重地點頭：
“您提醒得非常對，伊里奇同志。
這確實是一個艱難的平衡，也是我們都需要面對的實踐難題。
我們的原則是：在涉及國家生存、核心戰略和緊急危機時，必須高度集中，果斷行動；在日常的經濟管理、社會建設和幹部監督中，則要大力發展和健全民主機制。 我們正在試圖用明確的法規來界定這兩者的邊界。”
兩人的談話進入了更深的層次，從具體措施談到了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理解，談到了巴黎公社原則在新時代的應用可能，也談到了各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
他們都同意，沒有放之西海而皆準的固定模式，但有一些基本原則必須堅守：
政權的人民性、反對官僚特權、防止國家機器凌駕於社會之上。
最後，列寧的神色變得更加深沉，他壓低了聲音，
“卡爾，我自己的身體情況，我自己清楚。
埃莉諾教授他們盡了最大努力，但疾病……是一個客觀過程。
我必須為可能的情況做準備。在莫斯科，托洛茨基有才華，但過於自信和專斷；斯大林有毅力，組織能力強，但我擔心他有時會過於粗暴，並且對權力的集中有很強的傾向；其他人……也各有優缺點。”
他首視著韋格納：
“我擔心，在我離開之後，黨內的平衡會被打破，路線爭論可能演變成 破壞性的鬥爭，甚至可能偏離我們革命的初衷。
我需要你在可能的時候，以一個重要的、獨立的兄弟黨領袖的身份，發揮你的影響力。
當原則性問題出現時，發出理性的、基於共同理想的聲音。
德國道路的探索如果取得成功，其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強大的示範和制約力量。”
這是一個沉重的囑託。
韋格納沉默了片刻，緊緊握住列寧的左手，鄭重地說：
“伊里奇同志，我向您保證，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我本人，將永遠是蘇聯人民和布林什維克黨最堅定的同志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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