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下旬，北大西洋，法蘭西島號郵輪
“法蘭西島”號優雅的白色船體劃破大西洋海面，煙囪吐出的濃煙在身後拉出一條長長的軌跡。
頭等艙的舞廳裡依舊飄出爵士樂，但對於甲板下層和三等艙的許多乘客而言，這趟航程並非度假，而是一次充滿焦慮與不確定性的遷徙。
經濟危機的寒流比墨西哥灣流更徹底地凍結了許多美國人的生計，也驅使著他們將目光投向傳聞中風景獨好的彼岸——歐洲，更確切地說，是那個正在以驚人速度重建、並宣稱“沒有失業”的紅色德國。
斯諾倚在三等艙吸菸室的欄杆旁，海風吹亂了他的頭髮。
他比原計劃提前了近三個月動身，自費支付了這趟航程的費用。
編輯鮑威爾在批准他“提前打前站”時那句“報社薪水可只從九月算起”的提醒言猶在耳，但斯諾覺得，要真正理解十月的科技大會，他必須看看“平常”的德國，看看那些被危機驅趕而來的同胞們眼中的德國。
吸菸室裡和附近的甲板上，聚集著不少面容疲憊、衣著樸素但收拾得儘量體面的美國人。
他們交談的隻言片語伴隨著海風飄進斯諾的耳朵：
“…埃森的鋼鐵廠還在招工…”、
“…柏林那邊的公寓，說是按家庭人口分配…”、
“…必須先去巴黎辦過境，德國領事館說這樣最快…”
斯諾掏出筆記本和鉛筆，走近一群正在分享一包廉價香菸的男人。
他表明了記者身份，表示想了解他們去歐洲的原因。
起初人們還是有些警惕的，但或許因為同是美國人，又或許因為積鬱需要傾訴，他們逐漸打開了話匣子。
第一個開口的是托馬斯·米勒，西十歲左右，原印第安納州芒西市一家汽車配件廠的工頭。
“為什麼去德國？”
米勒苦笑一聲，狠狠吸了口煙，
“因為在芒西沒活路了。廠子關了，老闆說訂單沒了，信貸斷了。我技術還在，但整個中西部，像我這樣的機械師、裝配工，成千上萬地閒著。
領了幾個月救濟，眼看就沒了。
然後我看到這個——”
他從內衣口袋掏出一張德英雙語的招工傳單，來自“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勞動部國際工人交流辦公室”，上面羅列著埃森、多特蒙德、馬格德堡等地工廠急需的工種：
熟練鉗工、電工、焊工、火車司機……承諾根據技能評定提供與德國同級工人相等的工資、標準住房、醫療保險及子女教育機會。
“它出現在我們工會辦公室外面，天知道是誰貼的。一開始都覺得是騙局，赤色宣傳。
可後來，廠裡原來的幾個德國裔老工人，他們聯絡了老家親戚，回信說…那邊是真的缺人手，工廠日夜不停，工資是實物加‘勞動馬克’，購買力穩定，房租便宜得嚇人。”
米勒眼神複雜，
“我知道那邊是共產黨當家，跟咱們不是一路。可我管不了那麼多，先生。我得養活老婆和三個孩子。
那邊有條活路，有份能用上我手藝的、穩定的工作，這就夠了。政治？讓華盛頓那幫老爺們操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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