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親眼去看看，一種沒有周期性大蕭條的經濟，到底是怎麼執行的。
就算它是建立在我不喜歡的主義之上。
我妻子是教師，德國那邊也在大力擴建學校，或許她也能找到機會。”
第三個說話的是個年輕人，叫比利·霍根，來自堪薩斯破產的農場。
他的理由更首接：
“家裡農場被銀行收走了，我的父親沒熬過去。”
比利的眼圈微紅，迅速扭頭看向大海，
“我聽說德國那邊搞農業合作社，國家給貸款，統一買機器賣糧食，農民不會單獨面對市場和銀行。
至少不會被趕走，幹活有保障。
我除了種地，不會別的。法國船票是賣了家裡最後一點東西湊的。
德國人發的這些小冊子說，他們需要懂得現代耕作技術的人，去幫助改造東歐的農業。
我不知道東歐在哪兒，但我會開拖拉機，會用新式收割機。只要能有地種，有活幹，給口飯吃，哪兒都比現在強。”
斯諾快速記錄著，提問道：
“你們不擔心嗎？畢竟那是共產主義國家，政治制度完全不同，語言也不通。
宣傳材料可能只展示了好的方面。”
米勒聳聳肩：
“擔心？當然擔心。但留在美國更讓人擔心。
至於宣傳…我們美國報紙和政客的宣傳還少嗎？ 結果呢？至少德國人的宣傳裡，有具體的工作崗位編號、工資數額、醫院和學校的照片。
我們這邊的宣傳，只剩下空洞的信心了。”
詹金斯補充道：
“而且，並非毫無聯絡。有些教會的慈善組織，還有一些…嗯，傾向於左翼的文化團體，它們提供了一些幫助，甚至有小冊子教基礎德語會話和德國新社會的常識。感覺…那邊是張開手臂，有計劃地在吸收需要的人力和技術，而我們這邊是任人自生自滅。”
這時，一個一首在旁邊沉默地聽著、抱著個小女孩的婦女怯生生地開口：
“先生…他們說，在德國，孩子看病不要錢，或者只要很少一點，是真的嗎？”
她叫瑪麗，丈夫在建築工地事故中去世，撫卹金微薄，女兒有慢性哮喘，美國的醫療費用對她而言是天方夜譚。
德國宣傳材料中全民醫療保障的字眼，是她決定冒險的最大動力。
斯諾無法回答她的問題，只能如實記下。
他看著這些被危機丟擲正常軌道的美國人，他們帶著破損的美國夢、實用的技能、求生的渴望，以及深重的疲憊和一絲微弱的、被異國宣傳點燃的希望，漂洋過海，去投奔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敵國”。
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具諷刺和衝擊力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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