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便匆匆離開了。
翌日,斯諾來到了聖安東尼區,他找到了那棟掛著好幾個工會牌子的建築——聖安東尼工人俱樂部。
在門口,他被臂戴紅色袖標的工人衛隊成員禮貌但堅定地攔下。
斯諾表明了自己的記者身份和來意:
“我想了解法國工人階級在目前危機中的真實狀況和組織情況,希望有機會進行採訪法共的領導人同志。”
衛隊成員讓他稍等,進去彙報。
片刻後,一個看起來像是負責人的中年男子出來,仔細檢查了斯諾的證件,詢問了幾個關於他此前報道和此行目的的問題,態度嚴肅但不算敵對。
“斯諾先生,你的請求我們會記錄下來並向上彙報。但這裡不接受未經預約的採訪。
請你先回去,不要在此逗留。如果有進一步訊息,我們會通知你的。”
中年男子的語氣不容置疑。
斯諾知道今天是不能再進一步了,對中年男人道謝後離開。
訊息以比斯諾想象更快的速度,經過層層篩選和評估,再次送到了讓諾的書桌上。
這次的報告附上了更詳細的關於斯諾近期全部活動軌跡的彙總,以及門口負責人對他的初步印象評估:
“態度看似誠懇,目的表述為‘記錄工人階級真實狀況’,有一定風險但或許可控。他主動上門,顯示其意願強烈。”
讓諾看著報告,這個美國記者不僅在外圍觀察,現在開始主動試圖接觸法共核心了。
是攔在外面,還是……利用起來?
讓諾想起柏林方面發來的檔案中提及的“輿論戰場”,想起了韋格納同志曾說過“要讓世界看到另一種可能性是如何真實運作的”。
他也想到了正在醞釀的風暴,或許需要一個外部的、具有一定公信力的觀察者的眼睛和筆。
“透過我們在紐約的同志,最後一次確認這個埃德加·斯諾的背景和政治傾向,要最詳細的。”
讓諾命令道,
幾天後,關於斯諾的詳盡背景報告從共產國際的國際網路傳來,結論與此前基本一致,但增加了更多細節:
他在美國與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圈有交集,對蘇聯和德國的發展抱有研究興趣,報道風格以揭露社會問題、同情弱勢群體著稱,無證據顯示其服務於任何政府情報機構。
報告末尾附加了一條來自德國方面非正式渠道的簡短備註:
“該記者值得關注,可謹慎接觸。”
幾乎同時,斯諾也從一位在新聞圈結識的、思想左傾的法國同行那裡,聽到了“或許可以試試正式致信聖安東尼俱樂部,請求採訪工會領導層,特別是如果提到想了解‘危機中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國際比較’”的建議。
斯諾立刻抓住了這根稻草。
他精心撰寫了一封正式但懇切的採訪請求信,闡述了自己作為記者對全球工人階級命運的關注,特別是經濟危機下不同國家工人的應對,表達了對法國工人階級組織的高度興趣,並正式請求採訪法共的相關負責人或工會領袖。
這封信被遞進了聖安東尼工人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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