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個悶熱的午後。
聖丹尼區一家咖啡館的角落裡，斯諾正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用筆在筆記本上飛快的記錄著。
窗外，街景呈現出一種奇異的分裂感：
不遠處法共組織的人民食堂前，隊伍井然有序，法共的同志們正對民眾們分發著簡單的麵包和湯食。
幾乎在同一時間，聖安東尼工人俱樂部內，讓諾的辦公室。
一份簡短的報告放在他的桌上，旁邊是剛剛送來的、關於義大利南部剿匪進展和英國格拉斯哥碼頭工人醞釀聯合罷工的最新情報。
報告是關於一個美國記者的。內容很簡短：
姓名埃德加·斯諾，乘船自紐約經勒阿弗爾入境，持有效記者簽證，登記住址在左岸一家小旅館。
過去幾天裡的活動範圍遍及巴黎多個區域，重點採訪物件為下層市民、失業者、退伍軍人。採訪內容據側面瞭解，多圍繞生活困境、對時局看法、對南北差異的感知。
暫無證據顯示其與任何外國情報機構有首接聯絡。”。
讓諾按鈴叫來了負責內部安保與情報彙總的同志。
“這個美國人，斯諾，你們評估如何？”
“目前看，更像一個真正的好奇者，或者說，一個被我們時代的巨大動盪所吸引的觀察家。
他在美國寫的文章我們透過國際渠道調閱過一些，對底層勞動者困境有持續關注，批評資本主義弊端，但尚未發現明確的黨派傾向。
他對我們同志的採訪，問題集中在個人遭遇和社會不公，沒有刺探我們組織狀況的跡象。”
“被採訪的同志呢？”
“情緒穩定，對記者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但也流露出希望外界瞭解真實法國困境的意願。
報告結束後，他己按照程式，不再主動接觸該記者。”
讓諾沉思著。一個來自危機核心國度、關注社會問題的記者，在這個敏感時期深入巴黎……是單純的職業行為，還是某種更深層次的前奏？
柏林方面沒有就此人有任何特別指示，但共產國際美國支部的同志曾簡略提及，美國有一些進步記者開始將目光投向歐洲，尤其是德國和法國。
“先繼續保持觀察吧，”讓諾指示，
“在不引起他警覺的前提下，注意他的安全。
南邊那幫瘋狗（指法國政府及極右翼團體）最近越來越焦躁，如果他們把這樣一個外國記者當成靶子，會製造不必要的麻煩。
另外，留意他是否試圖接觸我們這邊的人。”
“是。”
又過了幾天。斯諾的筆記本越來越厚，但一個核心的缺失感也越來越強：
他看到了危機下的痛苦，聽到了抱怨和隱約的嚮往，卻始終未能首接接觸到這場可能改變法國乃至歐洲命運的革命運動的核心驅動力——法共的高層。
斯諾嘗試透過一些左翼文化人士旁敲側擊的打聽訊息，但得到的回應要麼是謹慎的沉默，要麼是泛泛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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