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海軍在自己的家門口，和一支聯合艦隊“未發生任何摩擦”——這不是和平，這是投降。
不是放下武器的投降，是在對方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之後，雙方友好協商決定不割太深的那種投降。
他把電報放在桌上，房間裡很安靜，只有好像是壁爐裡的火發出細微的噼啪聲。七月的壁爐當然沒有生火，那是樓上某個房間傳來的聲音，也許是鮑德溫的秘書們在燒檔案。
燒檔案。
首相官邸的人在燒檔案。
這個念頭像一盆冰水一樣從頭頂澆下來，鮑德溫猛地睜開眼睛。
不，不能燒。現在還不到燒檔案的時候。
他不能讓人看到唐寧街十號在慌亂，不能讓人看到他的政府在準備撤退。一旦那個訊息傳出去——一張照片，一段描述，甚至只是一句傳言——整個倫敦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去。
鮑德溫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
窗外的白廳街看起來還算平靜，有人在走路，有車在行駛，陽光照在那些灰白色的古典建築上，一切都顯得那麼正常，那麼有序，那麼大英帝國。
但鮑德溫知道，那些建築裡面，有無數個電話正在同時響起。有人在訂船票，有人在訂飛機票。
所有人都在做著同一件事：為“萬一”做準備。
萬一德國人真的打過來。
萬一共產黨真的贏了。
萬一這個帝國真的完了。
他放下窗簾，回到桌前，拿起筆，開始起草一份宣告。
不是給公眾的宣告——那需要外交部、內政部和新聞處反覆討論，至少要到下午才能發出。
這是一份給內閣成員的簡短通知，要求他們下立刻趕到唐寧街十號召開緊急內閣會議。
寫完之後，他把紙遞給秘書。
“發出去吧。”
秘書接過紙，猶豫了一下。
“首相，您上午還沒有吃任何東西。廚房準備了三明治——”
“我不餓。”
秘書張了張嘴，還想說什麼，但看見鮑德溫臉上的表情，把話嚥了回去，轉身離開了。
鮑德溫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裡，目光落在桌上那張海圖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紅色箭頭，在他眼中漸漸模糊、擴散，變成了一片無邊無際的紅色。
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從格拉斯哥到倫敦東區，從多佛爾的白崖到南安普頓的碼頭——那些紅旗正在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升起來。
而他的軍隊在傳說“綁上紅布就不用打仗”，他的警察在失蹤，他的資本家在逃亡，他的工人在高唱《國際歌》。
他想起了麥克唐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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