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東區，白教堂路。
上午十點，倫敦東區的街道上己經聚滿了人。
不是利物浦那種“衝向市政廳”的暴烈，也不是格拉斯哥那種“佔領工廠”的狂熱——倫敦東區的人民一向比北方的工人更安靜、更謹慎，但他們的安靜裡藏著一種更深層的、更不可逆轉的決心。
一面紅旗從一家麵包店的二樓視窗掛了出來。
那是一塊舊桌布，用紅色顏料染過，顏色染得不均勻，深一塊淺一塊。但那就是紅旗。
錘子和鐮刀是用黑色油漆刷上去的，畫的歪歪扭扭的。
麵包店老闆站在門口，圍裙還沒解下來，手裡攥著一根擀麵杖。
他是個西十多歲的猶太人，十年前來到倫敦，在貧民窟裡開了一家麵包店，起早貪黑地幹了十年，剛把店從租的變成了買的。
“先生們，”他的聲音不大，但在嘈雜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我不是共產黨。我甚至不太懂那些理論。
但今天早上，我聽收音機裡說，利物浦的工人己經站起來了。
格拉斯哥的工人也站起來了。
曼徹斯特的工人也站起來了。”
他看了一眼那些站在他面前的人們——有他店裡的麵包師，有隔壁裁縫鋪的裁縫，有街角雜貨店的夥計，有住在對面公寓樓裡的碼頭工人和他們的妻子兒女。
“倫敦的工人呢？我們還要等嗎？”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聲：
“不等了！”
又有人喊：
“對！不等了！”
麵包店老闆轉過身，踮起腳尖，用那根擀麵杖把那面不太像樣的紅旗往窗臺外面又推了推。
旗子在晨風中展開，獵獵作響。
“我不等那個在白廳坐著的人給我們什麼了。他給不了我們任何東西。他連他自己都保不住了。”
人群中爆發出一陣笑聲。
不是那種開懷大笑，而是一種帶著苦澀的、劫後餘生般的笑。
笑完之後，有人開始唱《國際歌》。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鮑德溫不在那條街上。
他沒有親眼看見那面用舊桌布染成的紅旗在東區的晨風中飄揚，沒有親耳聽見那些衣衫襤褸的工人和貧民用跑調的嗓子唱響《國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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