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唐寧街十號。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
這是鮑德溫首相在西十八小時內召開的第三次內閣擴大會議。
鮑德溫坐在長桌的主位，面色灰敗，眼袋深得像兩道溝壑。
他己經連續兩天沒有閤眼了，或者說合了眼也睡不著。地中海被堵了，殖民地援軍遲遲不到，北方的紅色區域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張，而他的內閣，在這最需要統一意志的時刻，意見也出現了分裂。
內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第一個發言。他是律師出身，說話條理清晰，但今天他的語氣裡多了一種平時很少見到的東西——急躁。
“首相，諸位，我認為我們不能再等了。”西蒙把一份厚厚的檔案摔在桌上，那是警察系統和國內情報部門彙總的北方局勢報告。
“利物浦、曼徹斯特、謝菲爾德己經徹底淪陷。諾丁漢、萊斯特、德比正在被所謂的‘工人衛隊’逐個佔領。伯明翰告急，考文垂告急，連北安普頓都出現了紅旗。我們每猶豫一天，就有更多的領土從地圖上變成紅色。”
“我們手上還有兵力。倫敦周邊己經集結了超過十二萬正規軍，加上警察和志願人員，總兵力接近二十萬。
我們現在就應該立即向北推進，趁那些紅色的暴民還沒有站穩腳跟，把他們從謝菲爾德、曼徹斯特、利物浦一個一個地拔掉。”
陸軍大臣基奇納勳爵坐在西蒙的對面，
“西蒙爵士，”基奇納開口了，
“你剛才說的‘十二萬正規軍’，有多少是剛從訓練營里拉出來的新兵？有多少是從殖民地帶回來的疲憊之師？又有多少是昨天剛領了雙倍軍餉、今天就在盤算‘如果共產黨打過來我該往哪邊跑’的人呢？”
他放下水杯，手指在桌面上輕輕叩了兩下。
“我不是反對進攻。我是反對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進攻。我們的部隊士氣低落，士兵不願意向工人開槍——這是事實。
你把他們推到謝菲爾德城外，讓他們去攻打那些握著步槍的工人，結果會是什麼？不用我多說了吧？”
外交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清了清嗓子，他剛從外交部大樓趕過來，手裡還拿著一疊剛從電報室送來的最新訊息。
“基奇納勳爵說得對，軍事行動需要謹慎。但我認為，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不在國內，在國外。”他把那疊電報攤在桌上，用手指點著其中一份。
“義大利人封鎖了地中海。我們的回援艦隊被堵在半路上，進退兩難。而法國人——我們的老朋友——正在加萊海峽那邊和德國人一起演戲。諸位，你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我們正在被包圍。這是是戰略上的包圍。
地中海的航路被掐斷，大西洋的航路被德國人的潛艇威脅，英吉利海峽的對岸站著一個由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軍事同盟。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把所有能調動的兵力都投入到北方的地面進攻中，萬一——我是說萬一——海峽對面那場演習突然變成了實戰，我們拿什麼去守倫敦？”
會議室裡的氣氛微妙地分裂了。
坐在西蒙一側的幾位大臣——殖民地事務大臣、貿易委員會主席、以及幾位軍方鷹派將領——頻頻點頭。他們主張立即行動，用絕對的武力優勢把北方的紅色火焰撲滅在燎原之前。
坐在霍爾一側的幾位——財政大臣、自治領事務大臣、以及幾位資深外交官——則面色凝重。他們擔心軍事冒險會把英國拖入一場打不贏的戰爭。
鮑德溫坐在長桌的主位，一言不發。
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舉手示意要發言，鮑德溫朝他微微點了一下頭。
“先生們，我想提醒諸位一件事。”張伯倫的聲音不高，
“我們現在的財政狀況，支撐不了一場長期的戰爭。不是能不能打的問題，是能打多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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