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晚。倫敦，唐寧街十號。
首相官邸的底層會議室裡亮著燈。鮑德溫坐在長桌的一端，面前攤著今天的《泰晤士報》和幾份從歐洲大陸緊急送來的報紙譯文。
《柏林日報》的頭版被整版翻譯了過來，鮑德溫的私人秘書斯坦利坐在他對面，手裡拿著一個紅色資料夾，資料夾的封面上印著“絕密”字樣。
“斯坦利，”鮑德溫的聲音沙啞得像砂紙在木頭上磨，“德國的這份宣告，你怎麼看？”
斯坦利開啟資料夾，從裡面抽出幾頁紙，那是外交部情報司連夜趕製的分析報告，詳細評估了共產國際宣告的政治和軍事含義。
“首相，從文字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份宣告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政治表態——承認英國共產黨為英國唯一合法政府，敦促我方投降。這一層是預料之中的，共產國際在西班牙內戰、法國革命和義大利革命中都發表過類似的宣告，措辭大同小異。”
他抬起目光，看著鮑德溫。
“第二層是法律威脅——把繼續抵抗定義為‘對人類文明的嚴重犯罪’。這一層比第一層更危險，因為它不是在和英國政府說話，是在和每一個繼續為英國政府效力的軍官、士兵、公務員說話。它在告訴他們——你們不是在執行公務，你們是在犯罪。”
鮑德溫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叩了一下。
“第三層呢？”
斯坦利沉默了片刻。
“第三層是軍事警告——‘不排除組織志願軍幫助英國紅軍徹底擊敗資本主義政府’。這是最實質的一層。它不是威脅，是預告。就像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共產國際在幾個月內就組織起了國際縱隊一樣。
如果德國人真的決定組織志願軍，第一批部隊可能在幾周之內就會出現在英國的土地上。”
鮑德溫靠在椅背上，
“斯坦利，你說——德國人真的要下場了？”
斯坦利沒有立刻回答。他從資料夾裡抽出第二份檔案，那是軍情六處關於德國國內動員情況的秘密報告。報告的字數不多，但每一個字都是情報人員在巨大的風險中換來的。
“首相，根據我們目前掌握的情報，德國人還沒有進行正式的軍事動員。
他們的軍隊仍然處於正常的訓練和演習狀態，沒有大規模的部隊集結，沒有徵召預備役，沒有徵用民用船隻和車輛。從純粹的軍事指標來看，他們離下場還有一段距離。”
鮑德溫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但斯坦利接下來的話把那點亮光又吹滅了。
“但是，首相，我必須提醒您——德國人不需要動員。他們的常備軍本身就己經足夠強大了。
法國、義大利、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這些國家的常備軍加在一起，總兵力超過了一百五十萬人。他們不需要動員，只需要抽調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一小部分的訓練有素、裝備精良、有實戰經驗的正規軍，加上他們的坦克、飛機、火炮，投入英國戰場——您覺得我們的軍隊能頂住嗎？”
鮑德溫沒有回答，他知道答案。
在目前的前線態勢下，英國紅軍的九萬人己經把政府軍的十八萬人打得節節後退，如果再加上從歐洲大陸來的正規軍——那就不只是“改變戰局”了，那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斯坦利，”鮑德溫的聲音忽然放低了，“你覺得——他們真的會來嗎？我是說，真的派兵？不是嚇唬我們？”
“韋格納在八月份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說過一句話。他在回應對英國政策的質疑時，說：‘我們不會派一兵一卒去英國。但如果英國工人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也不會拒絕。’”
“首相，這句話的關鍵不是‘不會派’，也不是‘不會拒絕’。關鍵是‘如果英國工人需要’。誰來決定‘需要’？不是韋格納，是波立特。
如果波立特認為英國紅軍己經撐不住了，向共產國際發出求援請求——韋格納就會把‘不會派’變成‘不會拒絕’。到那時候，就不是‘會不會來’的問題，是‘什麼時候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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