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凌晨三時。
行動是在深夜開始的。
柏林、漢堡、慕尼黑、科隆、法蘭克福、德累斯頓、萊比錫等城市同時動手。
臺爾曼的指令從內務委員會那間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裡發出，透過加密電話線，在不到半個小時內傳達到了每一個分局、每一個行動小組。
名單上的名字己經從十幾人增加到了西十七人。
其中二十九人被列為“主要物件”——在過去的幾天裡，他們不僅在私下串聯，而且己經開始向外散發傳單、串聯其他知識分子、甚至與國外勢力有所接觸。
另外十八人是“從犯”——在政府部門或文化機構中為這些人提供掩護、提供資訊、提供資金渠道的內應。
西十七個人，在凌晨三時到五時之間，被分別從自己的住所中帶走。
柏林大學法學院的講師赫爾曼·貝克爾也在名單上。
儘管他己經按照院長的要求寫了書面檢查，但在那封檢查交上去之後，內務部又掌握了新的情況，
他在寫檢查的同時，透過一箇中間人向《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提供了關於“威廉二世健康狀況”的詳細材料，這些材料的來源不是公開渠道，而是他從大學檔案室違規調取的機密檔案。
一份檢查掩蓋不了兩份罪。
他被帶走的時候，穿著睡衣，眼鏡沒有來得及戴，赤著腳站在走廊裡，看著兩個穿大衣的男人在他的公寓裡翻找檔案。
《人民的聲音》油印小報的編者是一個叫庫爾特·邁納的年輕人，三十二歲，柏林大學德語文學博士，畢業後沒有找到固定工作，靠給幾家小報寫稿為生。
他不是共產黨，也不是什麼激進分子，他只是一個覺得自己被時代遺忘的、滿腹牢騷的、找不到出口的人。
他在夏洛滕堡的一間地下室裡編印了那份小報，三百份，用一臺半舊的油印機，蠟紙是手刻的，插圖是他自己畫的。
他以為自己在做一件“勇敢”的事，以為那些“讀者來信”會像種子一樣在知識分子中生根發芽，以為總有一天韋格納會看到他的努力，會把他請進人民委員會，問他一句：
“邁納先生，你覺得德國應該走向何方？”
他等來的不是韋格納，是內務部的同志們。
他的地下室裡堆滿了油印工具和傳單底稿，證據確鑿，無從抵賴。
十月十三日，柏林，人民委員會會議室。
中央委員會的緊急會議在上午召開。參加的人不多——韋格納、施密特、臺爾曼、克朗茨，以及幾個相關部門負責人。
韋格納坐在主位，面前的是臺爾曼提交的行動報告。
“西十七人，全部抓獲。
其中二十三人對散佈反動言論、串聯意圖干擾中央決策的行為供認不諱；
十一人承認部分事實，但對‘串聯’和‘干擾決策’的定性有異議；
十三人拒絕認罪，聲稱自己只是在‘正常表達學術觀點’。”
韋格納合上報告，看著臺爾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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