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柏林潘科夫區，韋格納家中。晚八時。
韋格納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手裡拿著一份最新的內務部情況彙總。
報告顯示，關於威廉二世處理問題的輿論爭議己經基本平息。幾家之前刊登過“建議”文章的小報要麼停了刊，要麼換了主編。
西十七個人，二十九名下放勞改，十一人調往邊遠地區，七人從輕處理。
另案處理的一人正在等待司法審判，韋格納把報告放在桌面上，他靠在沙發上，仰頭看著天花板。
他想起了那些被下放勞改的知識分子。
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也許在梅克倫堡的農場上，也許在哈爾茨山的礦洞裡，也許在波羅的海的漁船上。
他們穿著粗布衣服，吃著粗茶淡飯，幹著他們從來沒有幹過的重活。
他們的手會起泡、流血、結繭。他們的背會疼、腰會酸、腿會腫。
他們會罵他，會罵臺爾曼，會罵這個國家。但他們也會在某個晚上，躺在硬板床上，看著窗外的星空，忽然想起——那些他們曾經嘲笑過的、看不起的、覺得“粗鄙不堪”的工人和農民，和他們吃著一樣的飯，睡著一樣的床，呼吸著一樣的空氣。
那時候，他們也許會開始想一個問題——我到底比他們高貴在哪裡？
韋格納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想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他知道，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靠文憑和職稱定義的，是靠對真理的追求和對人民的感情定義的。沒有這兩樣東西，文憑只是廢紙，職稱只是標籤罷了。
韋格納站起身，走到窗前，拉開窗簾。遠處的天際線上，有幾盞燈在亮著，他看了很久。
然後他拉上窗簾，關掉客廳的燈，走進臥室，躺下來，閉上眼睛。
明天還有明天的事。
威廉二世的審判還要繼續準備，美帝的軍工機器還要繼續盯著，英國流亡政府的動向還要繼續追蹤。
那些被下放勞改的知識分子，他會讓臺爾曼定期報告他們的表現。如果他們真的轉變了，真的願意為人民服務了，他會考慮讓他們回來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時。
柏林，人民法庭。
這座法庭去年才落成。灰色的花崗岩外牆，沒有任何裝飾，只有門廊上方刻著一行金色大字：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
大廳裡的色調是淺灰和深棕，沒有紅色旗幟，沒有領袖畫像，只有正面牆壁中央高懸著國徽。
旁聽席上坐滿了人。
五百個座位，座無虛席。
前排是戰爭受害者代表——失去雙腿的老兵、雙目失明的平民、兒子死在戰場上的母親。，再往後是工人、農民、士兵的代表，由各區和各工廠工會推選產生。
最後幾排是記者，德國本國的，還有從法國、蘇聯、義大利、西班牙、甚至美國和日本遠道而來的。
記者們架好相機，鋪開筆記本，等待著歷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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