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傍晚。
報告是下午從巴黎經外交信使渠道送來的。
韋格納拿到手的時候正在批閱一份關於魯爾區鋼鐵產量季度調整的提案，諾依曼把檔案袋放在桌角，輕聲說了句“巴黎來的，標註了緊急”。
他點了點頭，把手頭那份鋼鐵產量提案的最後一頁看完，簽了字，才拿起那隻檔案袋拆開。
裡面的材料比預想的厚。
除了法共中央委員會正式發來的案情通報，還有一份附錄，列出了案件的基本事實、涉案人員層級、作案手法的詳細說明，以及杜蘭德在末尾親筆加的一段總結性意見。
韋格納花了大約西十分鐘從頭讀到尾，中間沒有停下來。
讀到關於幹部利用舊社會檔案資料控制弱勢女性的部分時，他的眉毛擰了一下。
過了一會兒韋格納站起身，走到窗邊，看著窗外那些正在亮起來的燈火。
柏林的夜晚跟巴黎不同，這裡的街燈排列得更整齊，樓房的輪廓更方正，有一種被理性規劃過的、整飭的美感。
這座城市在他穿越過來之後的這些年裡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的戰後廢墟如今己經變成了歐洲大陸最發達的工業中心之一，工資水平穩步上升，住房條件持續改善，教育覆蓋率和醫療保障在全歐洲都排在最前列。
所有宏觀指標都在向好，方向沒錯，速度和力度也經得起檢驗。
但這份來自巴黎的報告告訴他另一件事——再好的制度、再全面的規劃，都無法自動消滅人心裡面那些從舊時代帶過來的東西。
那些東西會找縫隙，會長出新的形狀，會穿著新衣服用舊方式繼續蠶食新社會的肌體。
韋格納回到辦公桌前坐下，他靠在椅背上，開始沿著一條仔細梳理過的思路慢慢往下走。
德國目前的工資政策在他看來是歐洲大陸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成熟的一套。
工人階級的收入在過去十年裡幾乎翻了一番，技術工人的工資己經接近戰前中產階級的水平，農業人口的收入增長幅度更大。
更重要的是，韋格納在收入分配製度的設計上花了極大的心思——德國實行的是“寬幅累進位制”薪資結構，不同崗位之間的薪酬差距被控制在合理範圍內，一個部門最高級別幹部的工資不會超過同一部門最低級別工人工資的十數倍乃至數十倍。
這個比例是他反覆推敲過的，既保證了對責任較重崗位的激勵，又不會讓幹部階層在物質上脫離普通勞動者。
但這份報告裡的人，在法國，有人的工資己經遠高於全國平均線——涉案的幾名巴黎中層幹部的隱形收入相當於法國普通工人的一點五到兩倍——卻他們仍然覺得不夠多。
這種“覺得不夠”不是來自物質匱乏，而是來自一種更深的、源於舊社會殘餘的東西：
對“高於他人”的渴望。
他們想要的不只是夠花，而是比別人多得多；
不只是安穩，而是能看到別人不如自己安穩；
不只是被尊重，而是能隨時踐踏別人的尊嚴而不被追究。
韋格納想起了他在一九二八年推動公務員規範時說過的一句話：
“收入分配解決的是物質問題，但解決不了等級觀念。
等級觀念是舊社會留給新社會最頑固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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