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勞動力分配的合理性不等於社會心態的合理性。
當一個人被安排在某個崗位上久了，他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覺得這個崗位是他自己憑藉“能力”贏來的，而不是國家按照社會整體需求配置給他的。
這種錯覺如果跟“收入差距”的觀察結合起來，就會發酵成“我配得上更多”的怨憤。
而怨憤一旦跟可乘之機相遇，就是腐化的起點。
韋格納站起來走到牆邊的那排書架前，取下一本紅色封面的冊子，那是一九三三年德國頒佈的《幹部行為守則》，
其中，第三章第十二條裡寫著：
“任何公職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獲取職權範圍之外的個人利益，不得以任何形式將公共資源轉化為私人特權，不得利用所掌握的檔案資訊對社會成員進行非法的、非公務目的的控制或要挾。”
這個條款是在一九三三年冬天經過三次討論修改之後最終透過的，當時有人覺得措辭過於嚴苛，但韋格納堅持保留了“控制或要挾”這個片語——他那時候就知道，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人可能會用資訊當工具去壓迫別人。
但條文寫在那裡是一回事，被嚴格執行是另一回事。
巴黎案暴露出來的問題恰恰在於——有制度，但制度沒有被充分執行；
有規範，但規範在部分基層執行者那裡被繞過了。
問題不在於制度設計本身，而在於制度執行的過程中有監督盲區。
韋格納把冊子放回書架上，走回窗前。
天己經完全黑了，柏林的夜景在窗框裡鋪展開來，暖黃色的街燈沿著街道排列成整齊的光帶，在一些較寬的廣場附近可以看到稀疏行人的輪廓。
韋格納想到了關於舊社會殘餘的那個問題。
在穿越過來之前，他曾經讀過很多關於社會轉型的理論材料，那些材料告訴他：
一箇舊制度被推翻之後，舊的思想不會同時被推翻。
人會換衣服，換旗幟，換口號，但腦袋裡那些根深蒂固的東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時間才能真正消化掉。
德國革命到現在十八年了，第一代在新社會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正在逐漸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乾淨的、有信念的、沒有沾染舊世界的習氣的。
但在現有的中高層幹部隊伍裡，很多人是在舊社會度過了青春期甚至成年期的——他們見證過舊社會的醜陋，但那些醜陋也曾經在某些階段給他們帶來過便利或者利益。
一旦環境鬆動，他們的意志力不夠強，就有可能滑回那些早己存在的心理溝壑裡去。
這就是為什麼他一首在強調政策調控要循序漸進。
不冒進，不急於求成，但也不放鬆警惕。在過去的德國建設歷程中，他有過多次被人批評“太慢”的時刻，他總是回答同一句話：
“快了根基不牢，慢了會被追上。這個速度不能由情緒決定，也不能由壓力決定，得由實際情況決定。”
巴黎案讓他再次確認了這個判斷。
如果德國的幹部隊伍也在經歷類似的滲透和腐化，那說明這種問題的根源不在個別國家，而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結構性挑戰——如何讓新制度的執行者有足夠的思想自覺來守住新制度的底線。
想到這裡，韋格納回到桌邊坐下，拿過一頁空白信紙，在上面寫了幾行字，作為接下來幾次會議需要討論的議題草稿：
“一、梳理國內現行幹部監督機制，比對巴黎案暴露的漏洞型別，進行內部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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