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終於通過了消毒程式，走到了我面前。
“初夏。”
他的聲音嘶啞，帶著長途跋涉後的疲憊和不敢置信的顫抖。
“我找了你兩個月。”
我沒有看他，目光落在自己沾滿血汙的袖口上，語氣平淡得沒有一絲波瀾。
“霍醫生，我這裡是疫區，不是你敘舊的地方。”
“我們缺人手，你要是來當志願者的，就去英格麗德隊長那裡報到，領你的活兒。”
“如果要談私事，恕不奉陪。”
我的話，將他所有準備好的說辭和情緒，都堵了回去。
他渾身一僵，看著我冷漠的側臉，眼中的光芒一點點黯淡下去，最終化為一片深不見底的苦澀。
“好。”
他艱澀地吐出一個字：“我去報到。”
那天晚上，我們並肩做了一臺急診手術。
一個霍亂併發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情況危急到了極點。
霍明禮的技術依然頂尖，甚至比在國內時更加沉穩老練。
我們的配合天衣無縫，彷彿從未分開過。
他遞器械的時機，我縫合的節奏，每一個步驟都精準地踩在同一個鼓點上。
我們曾經是心外科最引以為傲的黃金搭檔。
但現在，每一次器械的交接，每一次眼神的碰撞，都像是一場無聲的凌遲。
我能感覺到他看向我的眼神，不再是過去的清冷和不耐。
而是一種混雜著悔恨，痛苦和哀求的複雜情緒。
像一個溺水的人，拼命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而我，就是那根他永遠也抓不住的稻草。
手術結束時，已經是凌晨三點。
我和他都累得快要虛脫。
我走到走廊盡頭的水龍頭下，一遍遍地衝洗著滿是血汙的雙手。
他靠在旁邊的椅子上，沉默地看著我。
“我把那套婚房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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