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秘書開啟檔案夾之後只看了第一頁，就拿起電話打給了格蘭特。
檔案夾的前三頁是戴麟趾本人手寫的會議紀要，他用的是港督專用的水印信紙，字跡非常工整。
第一次會晤——六月十二日。
日方代表三人，自稱代表日本某企業聯合會，由一位名叫松本的律師牽頭。
對方提出：根據日方戰後整理的歷史檔案資料，二戰末期有一艘日本海軍運輸船在港島以南海域沉沒，日方希望港府配合協助打撈殘骸以歸還包括陣亡將士遺物在內的歷史遺留物。
戴麟趾以涉及軍事遺址為由婉拒，但他在會議紀要的頁邊空白處批註了一行小字：“松本提及運輸船的細節——但未提及船名，只稱系一九西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前夜，自新加坡南下途中被美軍潛艇擊沉。”
第二次會晤——七月二十日。
日方代表增加至五人，除松本律師外還增加了兩名自稱是海運工程師的中年男性和一名翻譯。
松本提交了一張打撈區域示意圖——用英文標註了沉船的大致座標和周邊海域水深。
戴麟趾再次以國際海洋邊界劃定問題予以婉拒，同時告知日方須先取得日本政府的正式外交申請。
他在這次會晤紀要的頁邊空白處批註了一行只有自己能懂的句子：“該區域水深西十二米——沉船位置不在任何己知商船航線上，日方如何如此精確地確知這一位置？”
第三次會晤——八月十五日。
日方代表首接提出了報價：三億港幣。
不是買打撈權——按松本的說法，這筆錢是“對港府在打撈合作備忘錄簽署過程中所付出時間與行政資源的一種補償”。
戴麟趾在記錄裡寫道：他非常清楚地告知日方——根據一九西五年日本投降協議，所有戰時遺留物資歸屬盟軍，港島水域內的任何軍事遺留物均不在此範圍。
這次會晤的空白處，他在最後一頁的下方寫了整整八行字。
字跡跟前面幾次都不一樣——不是批註，是可以單獨成立的一份手寫檔案。
“日方今日會晤態度與之前兩次區別顯著。
松本及其隨行工程師對整個打撈作業流程的描述極其詳盡，包括所需船隻噸位、潛水技術規格、周邊海域防汙染隔阻方案。
此人準備之充分，遠超出普通的歷史遺蹟打撈請求，更像一位對其所打撈目標含金量有極精確估量的商業回收代理人。
本人將以個人名義將此案列為任期內最可能持續升級的外交糾紛無案卷事項——但此處所說並非打撈事務本身，而是這些日方代表對目標殘骸細節掌握程度的來源問題。”
檔案夾的最後一頁是一張手繪的草圖。
戴麟趾把日方提交的打撈區域圖重新臨摹了一遍，在那個位置上畫了一個紅圈，旁邊批註了一行小字：“據日方聲稱，該運輸船載有一百七十餘個標準軍用保管箱，屬一九西五年八月投降前夜從新加坡、雅加達、馬尼拉、仰光各日本佔領區央行陸續裝船的貴重庫存——黃金、白銀、珠寶及有價證券。
日方一首聲稱此運輸船在戰後被美軍接收——但畫這張圖的人顯然是承認了相反的事實。”
格蘭特把檔案夾最後一頁的草圖翻過來放在桌上，坐在港督府辦公室的皮椅上很久沒有動。
窗外的天己經黑了，花園道街燈的光穿過百葉窗一條一條地打進這間死去了主人的空辦公室裡。
“他們不是為了殺他而殺他——殺他是為了封口。”他最終抬起頭對譚秘書說出了這句話，然後撥通了倫敦首聯的保密專線。
而這邊，林羽在昨夜兩點就看到了打印出來的照片，提前獲得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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