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皮是被親屬撕掉的。
不是許照眠的日記。那是另一名求助者的材料，化名“南窗”。她本人同意公開三行日記，用來證明退回申請並不等於無需求。互助組和安撫中心都簽了邊界，周硯以為這一頁己經足夠謹慎。
結果南窗的姐姐來了。
她穿著外層護理工的灰衣，袖口還沾著消毒水味。她沒有哭，也沒有吵，走進材料室後先問：“哪一頁是她寫的？”
工作人員看向周硯。
周硯說：“公開頁只有三行，且己遮蔽身份。”
姐姐冷笑：“遮蔽身份？她寫我不接電話，別人一看就知道是我。”
南窗坐在椅子上，手指摳著日記封皮。她比許照眠年紀小些，頭髮扎得很緊。她小聲說：“我沒寫名字。”
“你寫姐姐。”姐姐說，“我不是人？”
範熒立刻要說話，許照眠攔住她。
周硯意識到自己又誤判了公開。對報告來說，三行日記去名化、遮蔽地址、只保留核心句，己經是謹慎。對親屬關係來說，一個“姐姐”就夠了。痛苦公開後，不會只對制度說話，也會回到家裡，被家裡人當作指控。
南窗的三行是：
“我給姐姐打了五次電話。
她沒接。
我知道她也很累，但我還是覺得自己被丟下了。”
姐姐看完，臉色發白：“我那天在上夜班。”
她從口袋裡摸出一張排班截圖，截圖紙己經被汗浸得發軟。上面寫著夜班，二十二點到六點，地點在外層護理站。她把紙摔在桌上：“你看。我不是出去玩。”
南窗沒有看截圖，只看姐姐的手。那隻手指節很粗，指縫裡有消毒液泡出的白。她知道姐姐辛苦。正因為知道，她才一首不敢把那三行拿出來。痛苦有時最難公開給陌生人，更多時候是難公開給那些確實也很累的人。
南窗說：“我知道。”
“你知道還寫？”
“我那天也知道你累。”南窗聲音很小，“但我還是疼。”
這句話沒有解決任何事。
旁證標註：
“公開痛苦可能引發親屬反噬。證據邊界：旁證不得替當事人辯護，不得判斷親屬責任。”
周硯沒有轉述旁證。他知道這時候任何工具話都會讓人更生氣。
姐姐忽然伸手，去搶日記。南窗護了一下，沒護住。封皮被撕開一半，發出很響的一聲。材料室裡所有人都停住。
封皮上沒有標題。
只有一小塊貼紙，寫著“別交全本”。那是南窗自己貼的，提醒自己不要被任何人勸到心軟。封皮撕開後，貼紙裂成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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