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芽
畢業後第三年，我簽了電視臺。不是坐在演播室裡念提詞器的那種崗位，是跑現場的記者。颱風天在沿海蹲守，暴雨裡護著話筒被風吹得站不穩；暗訪時把錄音筆藏在袖口裡，手心全是汗，心跳比高考還快。
有一次連線直播，我站在防洪堤上說完最後一句話，浪打在身後濺起的水花澆了一身，耳機裡導播說“收工”，我把話筒放下來，忽然想起高三那年冬天——在天台上往下看的自己。那時候往下看，什麼都看不清。現在往前看，能看到下一個現場，下一個選題，下一個在鏡頭前需要被說出來的真相。
原音教了三年高中語文。她把當年貼在筆袋上的那張“橢圓是扁的”便利貼放大打印出來，貼在她帶的第一個畢業班教室後牆上。學生們問她那是什麼意思，她說“這是一個朋友教我的——橢圓是扁的，雙曲線往外跑。做數學題要用腦子，但做選擇題要用這裡”。她指了指胸口。
她帶的班語文成績連續兩年年級前三，但她最驕傲的是有學生在畢業紀念冊裡寫：“原老師教會了我怎麼寫好一篇作文，也教會了我怎麼做一個不被謠言打敗的人。”
齊軻允在研究所的課題做得很深。他和導師合寫的論文發表在物理學期刊上，名字旁邊標註的單位是“理論物理研究所”。
他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上做報告那天，發來一段語音：“今天上臺之前，我在會場外面站了很久。深呼吸了好幾次。”聲音頓了頓，變得輕快了些，“後來想起高二第一次在課堂上發言，被點名背《赤壁賦》，我站著好幾分鐘一個字都說不出來。現在站在國際會議上，我說完了全場，還回答了三個提問。磁場在偏轉。速度在變大。”
我們住在城東一個老小區的頂樓。每天清晨，陽光最先照進廚房，然後越過客廳，最後落在陽臺晾著的襯衫和連衣裙上。窗戶對著一條種滿銀杏樹的街道。秋天時滿街金黃，葉子落在地上踩上去沙沙響；春天時嫩芽從枝頭探出來，像一排剛剛點燃的綠色蠟燭。樓下有一棵特別高的銀杏樹，樹冠剛好伸到我們四樓的陽臺。我在陽臺上放了一盆綠蘿——不是高中窗臺上那盆，是從那盆上剪下來的一根藤，用溼紙巾包著坐了十幾個小時火車帶回來的。三年了，它也長到了二十幾片葉子。
原音來家裡吃飯那天，帶著她醃的泡菜和一整個下午的嘰嘰喳喳。她圍著圍裙在廚房裡幫我打下手，丸子上沾了麵粉，圍裙系得歪歪扭扭。齊軻允在客廳裡備課，面前攤著筆記型電腦和一本又一本物理期刊，草稿紙上又畫滿了線圈。原音壓低聲音湊過來問他在畫什麼，我說在備課，下週要給學生講電磁學。她盯著那張畫滿線圈的草稿紙看了好一會兒，然後轉頭看我：“他畫線圈的習慣，從高二到現在，變過嗎？”
“沒變過。”
“走神的時候畫，緊張的時候也畫。以前在教室裡不敢跟你說話的時候畫。現在在大學講臺上給學生講課——還畫嗎？”
“還畫。”我從碗櫃裡拿出三個盤子，一個一個放在料理臺上，“上次他給學生講楞次定律，在黑板角落畫了一個很小的線圈。學生問他那是什麼意思，他說——‘那是磁場的起點。’”
原音沒有說話。她低頭繼續揉麵，揉著揉著忽然停下來，把手在圍裙上擦了擦，拿起旁邊的水杯喝了一口。然後她轉過身來看著我，酒窩在廚房暖黃色的燈光裡輕輕盪開。“你們結婚的時候，我要當伴娘。致辭我三年前就寫好了，改了十幾遍了。第一句是——‘我認識新娘的時候，她一個人在食堂吃飯。現在她再也不需要一個人了。’”
我把洗好的菜放進瀝水籃裡，水珠從菜葉邊緣滑落。窗外的銀杏葉還沒有黃透，但樹冠上的葉子已經開始稀疏，露出枝丫間一小片一小片淡藍的天。
“我還以為第一句是‘橢圓是扁的’。”
“那是第二句。”
晚上，齊軻允在陽臺上收衣服。他把我的襯衫和他的白大褂掛在一起，袖子和袖子挨著，衣架之間隔了不到一拳的距離。月光照在那些晾曬的衣物上，把白大褂上“理論物理研究所”的繡字照得微微發亮。
我端著兩杯水走過去，靠在他旁邊的欄杆上。那盆綠蘿放在欄杆旁邊的花架上，新長了一片葉子，嫩綠的，邊緣還卷著沒完全展開。樓下的銀杏樹在夜風裡輕輕搖著滿樹綠葉，偶爾有一兩片邊緣泛黃的葉子提前飄落，在路燈下打著旋，輕飄飄地落在人行道上。
“原音說她想當伴娘。致辭寫了三年。”
他接過水杯喝了一口，然後低頭看著杯子裡微微晃動的水面，嘴角彎起一個很輕的弧度。那個弧度我太熟悉了——高二第一次回頭時他用翻書擋住的就是這個弧度，高三考場上他說“磁場不會卡你”時臉上浮著的也是這個弧度。
“你打算什麼時候娶她閨蜜？”
“等她下一輪課題結束。等她帶的這屆高三畢業。等原音把婚禮致辭改到第八百遍。等銀杏樹上的葉子全黃了——不，不等了。就這個秋天。趁銀杏葉還沒落完。”
我把水杯放在欄杆上，伸手從晾衣架上取下那件白大褂，疊好，放在旁邊的藤編收納筐裡。動作很慢，比疊任何一件衣服都慢。然後我靠回欄杆上，和他並肩看著樓下的銀杏樹。
“好。就這個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