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朝中就此有論者，所持無非增官之資課。民之雜調並加重勾徵諸計而已，全都迫世太深。非是良策。若非宗之你前進此計，我也不知更有何計可行。」
裴光庭又嘆息一聲道，一方面邊情確實如他所言有這樣的疾困，二則信安王剛剛幫了他一個大忙，使他能夠執掌大權，他當然也要給予對方在公事上一定的照顧與回報，解決朔方軍的供給問題。
所謂資課，四品以下散官納資，達到三品之後才能豁免；王公權貴所配給的親事。帳內。防閣等等護衛，理論上都有官員子弟。即品子們與白丁充當色役，若想免役，則就要繳納課錢。
二者合稱為資課，屬於對中下層官員以及色役人員的征斂，也是朝廷財政收入當中比較重要和靈活的一項。有時候有什麼天災人禍，又或朝廷進行什麼盛大的工程營造，往往會有人要求百官納資為用，也算是一種應急手段。
至於雜調，則就是針對百姓除租庸調常稅之外的加徵，諸如腳真。戶稅等等，名目繁多，有事則徵，同樣也是百姓們身上沉重的負擔。
但要說最歹毒的，還是勾徵。唐代繳納租調都是要用實物，布帛粟米等等，既然是實物，就有一個成色問題。
在勾檢的過程中如果發現稅物的質量不合格，那就要傳令州縣重新進行徵發，類似於往年收割一兩茬的韭菜要在短時間內連續進行收割。
盛唐後期有聚斂之臣，常常以盤剝為能，勾徵就是一個常用的重要手段。這些人能聚斂大筆的錢財，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有什麼經濟之才，而是純粹因為他們心狼手黑！
邊士休番乃是去年蕭嵩所進言，今年才開始執行的一個新政策。而今年的度支計劃早在去年便已經做好，朝廷今年的財政計劃中根本就沒有列入這一用項。
所以無論邊士還鄉還是赴邊，凡所用度都需要臨時籌措，宇文融擔任宰相的時候，好不容易才把邊士還鄉的程糧所用帳給找平。而今中書門下所面對則是休番邊士去給行賜的問題，錢糧從哪裡找補？
蕭嵩雖是中書令，但所關心更多的還是其河西隴右戰區，對於朔方關注度不夠高，或者說也沒有什麼太好的計策。就連河隴戰區，主要也還是牛仙客等在職者比較給力，朝廷中樞所發揮的協調功能則比較有限。
但事實上，眼下朝廷的財政缺口可不只有這一樁，而且這一樁還未必算是最急切的。正如張岱之前向裴光庭進言時所說，下月開始各項大禮連番舉行，同樣也需要耗費大量的錢物。
與皇帝上墳排場相比，朔方軍士今冬怎麼熬過去還真沒那麼重要。哪怕因此發生什麼大量非戰鬥減員，還可以就地招募物美價廉的九姓部眾組織城傍武裝，一樣翻不了天！
所以就算有搜刮佛爺們這一條財路，搞來的錢能有多少用在這上面，又能切實解決多少疾困，還真不好說。
所以張岱在稍作沉吟後，又向裴光庭進言道：「徵士們行程在即，畿內寺觀則人情相關，又不可猛摧，縱得錢帛先入諸庫，再作各處度支，難以即得即用。
可否佐以民間借貸。先給賜物，餘後再補？」
「事無先例，恐怕難行。況商賈逐利，無利可圖之事，誰肯輸以本錢？軍國大計，又豈可以利論之？」
裴光庭本質上還是一個比較循規蹈矩的守舊之人，對於太過新奇的事情接受度並不是很高。因此在聽到張岱的提議後，都沒有深入去聽具體的運作模式，便先搖頭拒絕了。
張岱見狀後便也只能暫且閉上嘴，準備等到局面更困難幾分的時候再拿出來說。
要知道李林甫。宇文寬等人前前後後可是往汴州飛錢投入了幾十萬貫，如今宇文寬在押洛陽，李林甫在長安落網，武溫春個氣氛組也受牽連而被囚在監獄中。趴在飛錢帳目中這一筆鉅款，當然要靈活運用起來才能發揮其最大價值。
張岱本身並沒有多大的囤積聚斂的慾望，他只是希望社會資源能夠合理的運用流動起來，從而惠及更多的人。
如果說有什麼私心，那就是透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人因此而受惠，那份成就和滿足感讓他無比陶醉。如果大家因此而群情踴躍的選他當新一屆話事人，那就更陶醉了！
裴光庭這裡說不通，張岱也不著急，準備先把眼前抄佛爺們家這一件事做好再說。於是他便先告辭回家，早點休息，養精蓄銳而後準備明天去京兆府審案。
第二天張岱持裴光庭手令來到京兆府，還沒來得及正式展開工作，便被告知一個頗為驚悚的訊息：李林甫被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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