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鄉下姑娘的謀生路
九十年代初，北方鄉下的日子，還裹著一層灰濛濛的土氣。那時候改革開放的風雖吹得熱鬧，可吹到偏僻村莊裡，力道就弱了大半。外頭大城市的工廠潮、打工熱，跟村裡這些莊稼人壓根沾不上邊。村裡的年輕人，尤其是十七八、二十出頭的姑娘們，根本沒什麼正經出路，更別說像後來那樣成群結隊往南方、往城裡奔，進廠打工、闖世界。
那會兒的鄉下，講究的是“女主內，男主外”，姑娘家讀完初中，能認幾個字、算幾筆賬，就算是有文化了。大多人家，閨女唸完小學，頂多上個初中，就回家幫著家裡餵豬餵雞、洗衣做飯、拾掇莊稼。等到十八九歲，媒婆上門說親，尋個本分人家嫁了，一輩子圍著鍋臺、田地、孩子打轉，這就是莊戶姑娘生來的命。
可九十年代初，世道悄悄變了點模樣。村裡的壯勞力，有的開始跟著村裡包工頭去外地蓋房子、出苦力，好歹能掙點現錢。姑娘們看著眼熱，心裡也癢癢，不想一輩子窩在家裡，靠著爹孃養活，更不想早早被婚姻捆住手腳。可那時候，外頭根本沒有招工資訊，沒有勞務市場，也沒人敢隨便帶個大姑娘出去闖蕩，一是怕路上不安全，二是怕村裡人嚼舌根，說姑娘不本分、往外野。
姑娘們能落腳掙錢的地方，屈指可數。近處就是村西頭那座磚窯廠，那地方常年塵土漫天，煙熏火燎，是村裡最苦最累的活場。男人們在裡頭出窯、搬磚、和泥，乾的都是拿力氣換飯吃的重活。姑娘家要是去窯廠，幹不了男人的粗重活，就專管晾曬磚坯子。這活聽著輕巧，實則是遭罪。春夏天日頭毒，窯廠院裡光禿禿的，連棵遮陰的樹都沒有，大太陽首首曬在頭頂，曬得人頭皮發燙，後背的衣裳溼了幹、幹了溼，結出一層白白的鹽漬。
姑娘們要趕在太陽好的時候，把剛脫好的溼磚坯一塊塊搬到坯架上碼齊，碼得整整齊齊，通風晾曬。遇上天陰要下雨，就得瘋了似的往坯子上蓋草苫、扇扇，怕雨水把坯子泡塌了、泡散了；雨停了、日頭出來了，又得趕緊把苫子掀開，讓坯子接著曬。一天到晚蹲在坯架堆裡，彎腰搬坯、蓋苫、掀苫，一刻不得閒。窯廠風大，塵土混著磚末子滿天飛，一天干下來，滿臉滿身都是灰，鼻孔、耳朵眼裡全是磚渣子，頭髮黏糊糊地貼在臉上，活像個土人。身上穿的粗布褂子，洗上十遍都洗不淨那股塵土味，手上磨出一層又一層硬繭，嫩生生的閨女，不出半個月，就曬得黢黑，手上全是糙皮。
雖說又髒、又熱、又曬，遭罪得很，可姑娘們還是願意幹。只因窯廠好歹能現結工錢，能掙到實打實的票子。
再遠一點，就是鎮上的幾家廠子。鎮上有個箱包廠，還有地毯廠、掛毯廠，都是鎮上人開辦的小廠子，規模不大，廠房就是幾間平房，裡頭擺著一排排縫紉機、織布機。這幾家廠子，就成了村裡姑娘們眼裡最好的去處。不用風吹日曬，不用下地刨土，坐在廠房裡幹活，好歹乾淨體面些，關鍵是能掙到現錢。
那時候的工錢，低得可憐。不管是在窯廠曬坯，還是在箱包廠踩縫紉機，一天干上八九個小時，手不停歇，一天下來也就掙個十塊八塊。十塊八塊，在現在看來，買杯奶茶都不夠，可在九十年代初的鄉下，那可是實打實的活錢。那會兒一斤豬肉才兩三塊錢，一塊錢能買一大把青菜，五毛錢能買兩個大饅頭。姑娘們一天掙的錢，夠家裡買兩天的菜，夠自己扯塊花布做件新衣裳，夠攢著給自己添點胭脂頭繩。
在莊戶人眼裡，能掙到現錢，就比什麼都強。姑娘們不用再手心朝上跟爹孃要錢，不用買個針頭線腦都要看爹孃臉色。手裡攥著自己掙的票子，心裡就踏實、硬氣。哪怕一天就掙十塊八塊，哪怕幹活累得腰痠背痛，手上磨出繭子，姑娘們也心甘情願。總比天天窩在家裡，沒事幹東遊西逛，被村裡人說“懶丫頭”“吃閒飯”強百倍。
那時候，村裡但凡到了年紀的姑娘，要麼咬牙去窯廠曬坯子吃苦受累，要麼擠破頭想去鎮上的廠子。一大早天剛矇矇亮，姑娘們就揣著兩個涼饅頭，挎著布包，三五成群結伴往鎮上趕。土路坑坑窪窪，塵土飛揚，一路說說笑笑，吵吵鬧鬧。傍晚太陽落山，再拖著疲憊的身子往回走，身上要麼沾著箱包廠縫紉機機油的味道，要麼裹著窯廠的塵土味，臉上卻帶著滿足的笑。
對她們來說，廠子不只是掙錢的地方，更是她們能接觸外面世界的唯一視窗。在廠裡，能聽到別的村的新鮮事，能知道鎮上的熱鬧，能看著自己手裡的活計變成一件件箱包、一塊塊地毯，或是看著一塊塊溼磚坯，在自己手裡曬成硬邦邦的成品磚。她們心裡都藏著一個小小的念想：靠著自己的雙手，掙點錢，不用一輩子困在莊稼地裡，哪怕只是掙點零花錢，也是自己掙來的底氣。
九十年代初的鄉下，日子清貧，前路渺茫，可這群年輕的姑娘，就靠著鎮上那幾家小廠子、村頭那座磚窯廠，靠著一天十塊八塊的工錢，掙著屬於自己的一份安穩，也藏著一份對好日子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