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天，啞巴叔開始主動說話了。
不是用嘴，是用筆。他寫一張，石頭看一張。寫完了放在枕頭邊上，石頭拿起來看完，疊好，揣進內兜。內兜裡己經攢了厚厚一沓，跟花紋煤貼在一起，硬的軟的，擠得滿滿當當。石頭怕被汗浸溼，每天換一件秋衣，換下來的秋衣把紙掏出來晾在炕蓆上，等幹了再揣回去。
啞巴叔寫得很慢，有時候一句話寫半個鐘頭，寫幾個字就要放下筆喘一會兒。他的字越來越抖了，不像以前那樣橫平豎首。但石頭看得懂，每個字都認得，歪了也認得，斷了也認得。歪了是他的手在抖，斷了是他的氣在短。
那天下午，啞巴叔從枕頭底下摸出紙筆，沒有像平時那樣自己先寫，而是把紙和筆一起推給石頭。
石頭愣了一下。“叔，你讓我寫？”
啞巴叔點了點頭。石頭接過紙筆，在紙上寫：“你想聽什麼？”啞巴叔拿回筆，在底下寫了一行字：“打仗的事。你問。我答。”
石頭想了想，在紙上寫：“你怕過沒有？”啞巴叔寫：“怕過。怕也得上。”石頭又寫：“為啥非得上去？”啞巴叔寫：“不上，別人就得上去。我上，別人就不用死了。”
石頭的筆停了一下。
啞巴叔又寫：“我們是尖刀連。走在最前面。連長說，尖刀不是刺人的，是開路的。把路開了，後面的人就能過去。”
石頭寫：“你第一次上戰場是啥時候？”
啞巴叔的手停了好一會兒。他寫：“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號。天沒亮。雨停了，霧大。看不清路。我們排摸黑往前走，腳踩在泥地裡，一點聲都沒有。我走在第三個。前面是李建國，後面是王軍。”
石頭知道這兩個名字。李建國，湖南人，十九歲，結婚三天就上了前線。王軍，山東人，二十一歲，還沒物件。啞巴叔在搪瓷缸子那段講過，在軍功章那夜也寫過。但那是他主動寫的，不是石頭問的。他願意講的，跟被問出來的，聲音不一樣。
啞巴叔又寫：“出發前，我們排長說了一句話。他說：‘你們怕不怕？怕就對了。不怕的人，活不長。’李建國說：‘排長，我怕。但我怕的不是死。是死的時候沒把路開出來。’排長拍了拍他的肩膀，沒說話。”
石頭看著那行字，喉嚨發緊。啞巴叔沒停，繼續寫：“走了大概一個多鐘頭，天矇矇亮了。霧還是很大，只能看見前面十幾步。李建國走在最前面，他忽然停下來，蹲下，回頭看了我一眼。他看了我一眼，然後整個人就不見了。不是沒了，是矮了。他踩空了。”
石頭的心裡一緊。啞巴叔的字更抖了，筆尖在紙上劃出一道細細的印子，像是筆桿先撐不住了。他停下，攥了攥拳頭，又鬆開，接著寫：“我衝過去，趴在他掉下去那個坑邊往下看。坑不深，兩米多。李建國躺在坑底，抱著腿，咬著牙，沒喊疼。我伸手拉他，他擺擺手。他說：‘班長，我腿斷了，別管我。你們走。’”
啞巴叔寫到這兒，把紙翻過去，又翻過來。他在空白處寫了一行字：“石頭，我寫不動了。你幫我寫。”
石頭接過紙筆，蹲在床邊。“叔，你念，我寫。”
啞巴叔看著石頭，沉默了一會兒，抬起手比畫了幾下。他的手在空中畫了一道弧線，又橫著切了一下，然後豎起一根手指搖了搖——搖的不是“不要”，是“路在那邊，方向沒變”。
石頭看懂了，在紙上寫：“他說，路在那邊，方向沒變。你往前走，別回頭。”
啞巴叔看著那行字，點了點頭。然後他伸出手指，在紙上畫了一條線，從紙的這邊到那邊，像一條路。路走到中間斷了一下，又接上了，斷的那一截比別的都窄，像是在那個地方，有人用肩膀把路扛住了。
石頭沉默了一會兒，在紙的空白處寫道：“叔，後來呢？”
啞巴叔接過筆，在“後來呢”下面寫了一行字。字寫得慢，但筆鋒還是硬的：“後來我繼續往前走。李建國留在那個坑裡。我回頭看了他一眼，他躺在那兒，朝我揮了揮手。他的手豎起來，像一根沒倒下的支柱。”
啞巴叔寫完這行字，把筆放下，靠在枕頭上，閉了一會兒眼睛。他的呼吸比剛才重了，胸口起伏的幅度大了些，像剛剛那幾行字掏走了他身上最後一點力氣。
“叔，歇一會兒再寫。”
啞巴叔搖了搖頭，睜開眼，又把筆拿起來。他在紙上寫：“石頭，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事，不是打仗。是打仗的時候，我活下來了。”
石頭看著那行字，把筆接過去，在底下寫：“叔，你活下來，不是為了後悔。是為了把路走完。”
啞巴叔看著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沒有再寫，把紙疊好，壓在枕頭底下。石頭坐在床邊，握著啞巴叔的手。那隻手涼，糙，骨節粗大。他坐在床邊，沒有鬆開。
天快黑了。石頭站起來，把燈點上。昏黃的光照在啞巴叔的臉上，他的臉蠟黃，眼窩深陷，但眼睛還是亮的。石頭在他床邊蹲下來，把他的手攏在手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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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章五十五百一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