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的韶關，潮溼的南風裹著樟樹的香氣鑽進老舊居民樓的縫隙。
王建民像往常一樣攥著帆布工具包走出樓棟，晨光剛好漫過他微禿的頭頂——這個在工地打零工近二十年的男人，習慣了在清晨五點半避開早高峰的人流。
他沒注意到，三天前單元門口新裝的公共攝像頭正對著他，鏡頭裡，他未戴口罩的臉清晰得連眼角的細紋都無所遁形。
千里之外的安徽東至縣公安局，刑偵支隊的電腦螢幕突然亮了。
老刑警陳和平的手指在鍵盤上頓住，他湊近螢幕，指腹無意識地摩挲著滑鼠：“這個髮際線，還有眉骨的弧度……像極了文九平他哥。”
旁邊的年輕警員立刻調出資料庫，1994年那張泛黃的通緝令上，27歲的文九平眉眼間的輪廓，竟與攝像頭裡的王建民重合在了一起。
“三十年了。”陳和平點燃一支菸，煙霧裡浮出1994年4月那個浸著血的早晨。
一、血色菜地：穿紅毛衣的女人
1994年4月12日，安徽東至縣的春寒還沒褪盡。19歲的學徒趙磊跟著師父往僱主家走，田埂上的露水打溼了他的解放鞋。
七點剛過，晨光穿透薄霧，他突然瞥見不遠處的油菜地裡躺著個紅色身影——那抹紅在青黃的菜畦間格外刺眼，像被揉碎的晚霞。
“師父，你看那是誰？”趙磊的聲音發顫。兩人走近些，一股濃重的血腥味順著風飄過來。
穿紅色毛線衣的女人蜷縮在地裡，黑色健美褲沾滿泥土，紅色球鞋的鞋帶散落在一旁。
趙磊壯著膽子想扶她，手剛碰到對方的肩膀，女人的頭就輕輕歪了過去——她的臉已經被砸得辨認不出模樣，鮮血混著泥土在額前結成硬塊。
“快報警！”師父的吼聲驚醒了趙磊，他連滾帶爬地跑到最近的小賣部，抓起吱呀作響的老式電話機，手指抖得按不準號碼。
半小時後，東至縣公安局的警車停在了田埂邊。陳和平跳下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菜地，警戒線在晨霧裡拉成一道白色的線。
法醫蹲在屍體旁，鑷子夾起一塊沾血的碎石：“致命傷在頭部，兇器應該就是這類石頭，重量大概十公斤。”
他掀開女人的毛衣，領口內側繡著的“胡”字還很清晰，“死者年齡20到30歲之間，衣著比較時髦，不像附近的農民。”
現場勘查持續到中午，民警在屍體旁發現了三樣東西：一根米色橡皮筋，上面還纏著幾根長髮；一個印著“紡織廠工會”字樣的頭繩；
還有一把黃銅鑰匙——比當地農戶用的木門小鎖鑰匙大一圈，鑰匙柄上刻著模糊的“302”。
“這鑰匙不對勁。”陳和平把鑰匙裝進證物袋，“附近村莊都是木門插銷或小掛鎖，這種大鑰匙，更像職工宿舍用的。”
他抬頭望向不遠處的煙囪，那是縣裡的紡織廠，也是這片農田周邊唯一有集體宿舍的單位。
紡織廠的鐵門在午後的陽光下泛著冷光。陳和平帶著警員走進車間，機器的轟鳴聲震得人耳膜發疼。
車間主任老張遞過來一本職工名冊：“我們廠女職工多，穿紅毛衣、健美褲的不少，但昨天沒上班的，只有胡紅豔。”
“胡紅豔？”陳和平的手指停在名冊上那個名字，照片裡的女人梳著齊耳短髮，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梨渦，“她是什麼崗位？”
“前紡車間的小組長，去年剛提拔的。”老張嘆了口氣，“人長得漂亮，活兒也利索，廠裡追她的人能排半條街。”他領著民警往女職工宿舍走，“她住302，跟另外兩個女工一間。”
走到302宿舍門口，陳和平掏出那把現場發現的鑰匙，插進鎖孔輕輕一轉——“咔嗒”一聲，鎖開了。
宿舍裡很整潔，胡紅豔的床鋪鋪著碎花床單，枕頭邊放著一本《簡·愛》，桌角的搪瓷杯上印著她的名字。
“胡姐昨天沒回宿舍。”同屋的女工李梅紅著眼圈，“她前幾天還跟我說，想攢錢買臺縫紉機，給家裡做件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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