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推斷使得整個房間內的空氣彷彿驟然凝滯，沉重得幾乎讓人窒息——從醫學角度深入分析，人體的鼻腔黏膜組織本就十分脆弱且敏感，若強行插入鼻飼導管，勢必會造成黏膜的輕微損傷甚至撕裂，尤其是生手。
而另一方面，安眠藥物一旦過量服用，不僅會強烈抑制大腦的呼吸中樞功能，導致呼吸衰竭，更會嚴重麻痺咽喉部的吞嚥反射機制，使患者完全喪失咳嗽、嘔吐等自主性保護能力。
倘若施行這一系列操作的人，對人體鼻腔乃至呼吸道的解剖結構有所瞭解，那麼他便完全有可能在幾乎不留下任何明顯痕跡的情況下，將這兩種致命因素巧妙地疊加在一起，從而完成一場悄無聲息的謀殺。
法醫聽完後神情嚴肅地點了點頭，沉聲回應道：“張局長所做的這番推斷，在醫學原理上確實存在可能性，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為了進一步驗證，我們需要立即對死者鼻腔內壁的組織進行更精細的切片檢查，觀察是否有符合推斷的微觀損傷跡象。”
“好的，我等你們的結果。”
張訓軍鄭重地點頭答道，同時內心那股強烈的預感愈發清晰——自己的猜測很可能正在一步步逼近殘酷的真相。
為了儘快偵破這起離奇案件，他毫不遲疑地安排部署人手，對嫌疑人章紋近期的所有行蹤展開細緻排查，特別是重點調查她是否曾前往藥房購買藥物，或者出入過醫院相關科室。
依據張訓軍的推理，章紋若想製造出包建剛“自然”死於安眠藥過量的假象，就必須提前做好周密準備：她需要暗中掌握鼻腔的解剖構造與導管插入的準確路徑。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操作時既達到致命效果，又不輕易暴露人為痕跡。
然而，根據警方前期調查所掌握的資訊，章紋本人是表演藝術專業出身，並無任何醫學教育背景，對複雜的醫學知識可謂一竅不通。
因此，她若想獨立完成如此專業且隱蔽的作案手法，就必須透過某種途徑進行專門的學習或惡補。
當然，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即章紋僱請了具備專業醫學知識的人士代為操作。但這種可能性在張訓軍看來微乎其微：其一，鼻飼導管插入操作本身的技術難度並非極高，透過短期學習完全有可能掌握基本手法；其二，僱請外人參與謀殺的風險極大，無論對方與章紋關係多麼親密，都存在未來某一天洩露秘密的潛在隱患，這對章紋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威脅。
綜合權衡之下，張訓軍認為由章紋本人親自實施作案的可能性顯然更大。
此外，從法醫初步檢驗發現的包建剛鼻腔出血狀況也能側面印證這一點：如果是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操作，手法嫻熟精準，導致黏膜出血的可能性應當非常小；而新手操作則容易因生疏、力度控制不當而造成明顯損傷。
不久之後，法醫實驗室傳來了鼻腔黏膜切片的詳細檢測結果：鏡下顯示多處黏膜組織存在微小的撕裂傷口，並伴有急性出血的炎症反應，且傷口邊緣未見任何癒合跡象，符合短期內遭受機械性損傷的特徵。
這一科學檢驗結果與張訓軍之前的推斷完全吻合，為案件偵破提供了重要的物證支援。
與此同時，經過警方鍥而不捨的緊密排查，另一條關鍵線索浮出水面：在包建剛去世的前兩天，章紋曾連續兩次前往市第三醫院。
經過對該院相關醫生的詢問取證，警方獲知章紋當時以“諮詢家中婆婆鼻飼護理注意事項”為理由，先後向神經內科和耳鼻喉科的醫生反覆、細緻地詢問了鼻腔的解剖結構特點、黏膜組織所能承受的刺激閾值、以及導管插入時的深度控制要領等專業問題。
有了醫院問診記錄與專業詢問內容這兩項強有力的佐證，張訓軍幾乎可以斷定，章紋就是殺害包建剛的真兇。
但僅憑間接證據和推理尚不足以最終定案，他們還需要找到更加直接、確鑿的證據來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我提議立即對章紋採取強制控制措施。”
負責偵查的幹警在會上發言道：“以她的心理素質和承受能力來看，在審訊過程中，我們只需適時丟擲相關證據，她很可能會因心理防線崩潰而迅速交代整個作案過程。屆時我們再根據她的口供去提取和固定其他關鍵物證，必將對案件偵破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張訓軍聽後果斷點頭批准：“同意。立即執行拘傳程式；務必在法定二十四小時內完成首次審訊，並依法固定她的有罪供述。”
專案組隨即展開迅捷行動，部署警力前往抓捕章紋。
而此時的章紋，對此渾然不覺，她正在一家超市內與包建剛的妻子秘密會面。兩人以一同購買蔬菜食材作為掩護，一邊在貨架前挑揀著青菜，一邊壓低聲音進行簡短而關鍵的交談。
“嫂子，黃書記之前安排給我的任務，我已經按照要求完成了。您回去後可以告訴他，他說的那個本子我確實找到了，並且當場就已徹底銷燬。至於本子裡具體記載了什麼內容，我並沒有來得及翻閱，請他放心。”
章紋語氣平靜地彙報道。
“好，我回去後就轉告老黃。這次辛苦你了。”
包建剛的妻子低聲回應後，便提起裝好的蔬菜，匆匆離開了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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