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官場上向來有“大事小會，小事大會”的慣例。
事情越大，開會的規模就越小，往往三言兩語之間就能定下個基調。
事情越小，反而越有可能興師動眾地開會商討，很可能吵上一整天都吵不出個屁來。
就像是否開放海禁這種事情，就屬於是典型的“大事小會”，到底開不開海禁，開到哪種程度，其實早在大朝會以前就已經提前商量出結果，所謂的大朝會廷議，倒更像是李善長站出來發個通知，走一場能夠讓史書備案的流程。
那麼問題來了。
按照大明朝堂現在的格局，真正能夠討論是否開海以及開海規模的，其實就只有那麼幾個人。
皇后娘娘。
上位。
太子殿下。
楊癲瘋。
韓國公。
誠意侯。
魏國公。
鄂國公。
其他的國公、國侯以及那些正二品、正三品的尚書、監正、寺卿、院正，在朝堂上的地位只能決定他們是否有提出開海建議的資格，但是想要討論是否開海，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混跡官場多年，又是身為戶部尚書兼國庫尚書兼稅務總司正卿的楊思義，他會在明知上位和韓國公他們已經決定開海的前提下一直反對？
還有韓國公，身為大明朝的開國丞相，如今的內閣首輔大臣，在朝堂上的江湖地位可以說是兩人之下，萬人之上，他犯得著去跟楊思義較勁？
就算他要跟楊思義較勁，又何必拿“路引是上位禁錮百姓的手段”這個謠言來說事兒？
所以，韓國公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實的意圖還是在“路引是上位禁錮百姓的手段”這個謠言上面。
而在這則謠言當中，“路引”是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大行其道的東西，兩千年來都一直在沿用。
唯有“上位禁錮百姓手段”是新搞出來的謠傳。
正當一眾官老爺們胡亂琢磨時，李善長卻是哈地笑了一聲，又冷冷地掃視了大殿裡的官老爺們一眼。
“你們誰能告訴老夫，咱們《大明律》是怎麼規定路引的？”
從至正二十四年，朱皇帝剛剛即吳王位的時候，李善長就是右相國，等到大明正式建國，朱皇帝正式登基稱帝，李善長也就成了正兒八經的左丞相。
十多年的丞相，哪怕是現在已經沒剩幾根頭髮，身上的威勢也足以壓得大部分官老爺抬不起頭。
“如果老夫沒有記錯的話，修改戶籍之前的《大明律》應該是規定：軍民出本境地界百里外不給路引者，軍則以逃軍之初犯、再犯、三犯論，民則以私度關津論。若出本家百里之外而猶系境內地方者，不在給引之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