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則更加尖銳。他們用了一整個版面來分析“為什麼楊簡的實話讓某些美國人如此憤怒”。文章開篇就點出了本質：“楊簡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公開的、可查證的資料作為支撐。美國確實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實現全民醫保的國家。美國的貧富差距確實在過去幾十年裡持續擴大，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確實掌握了底層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財富。這些不是楊簡編造的，是美聯儲、世界銀行和美國人口普查局公佈的資料。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一群人會對著資料惱羞成怒？尤其是還有一群華裔移民，這是最令人費解的。”
文章引用了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的“認知失調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當一個人賴以構建自我認同的核心信念受到了事實的挑戰時，他會感到極度的心理不適。對於某些美國人來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這個信念是他們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他們聽到一個外國人用美國自己的資料指出美國的問題時，這種認知失調就會觸發強烈的防禦反應——不是去質疑那些資料是否真實，而是去攻擊說這些話的人。”
而對於那些早年從華夏移民到美國、現在卻跳出來攻擊楊簡的華人，文章用了一個極其精準的比喻來形容他們的心理狀態：“他們就像是一群花光了所有積蓄買了一張單程船票的人。船開了很久，他們吃了很多苦，終於到達了彼岸。他們在彼岸紮根、生存、生兒育女，用盡一生來說服自己——這張船票是值得的，這個選擇是正確的。然後有一天，他們回頭一看，發現當年他們離開的那片土地，已經變成了一片他們不認識的模樣——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繁榮昌盛。而他們當年賣掉的那座房子，如今價值連城。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讓他們無法接受。所以他們必須貶低那片土地，貶低那些留在那裡的人，貶低任何一個代表著那片土地的成功的人。不是為了說服別人，是為了說服自己。”
這篇文章被翻譯成中文後在華夏網際網路上引發了巨大反響。許多網友感嘆：“原來不只是華夏有這種心理，這是人性的普遍規律。”
而在這一片喧囂之中，楊簡除了讓統子去處理，他本人一直保持著沉默。從奧斯卡後臺到比弗利山莊的莊園，他沒有再就此事發表過任何言論。馬丁和阿爾文會把最新的輿論動態彙總成報告發給他，他只是看完，然後把報告放在一邊，繼續處理其他事務。
直到第二天上午，《紐約時報》的專訪。
這是一場提前約好的採訪，早在奧斯卡之前就已經安排好了。《紐約時報》派出了他們最資深的特約撰稿人——詹姆斯·特拉布，一個在新聞界摸爬滾打了三十多年的老牌記者。他寫過關於華夏的深度報道，採訪過無數政商名流，以提問精準、不留情面但又不失公正著稱。
《紐約時報》對華夏抱有一定的偏見，但在過去十多年，楊簡在他們身上花了不少心思和資金，所以他們對於楊簡的報道一般都帶有一定的偏向。
採訪地點安排在比弗利山莊莊園的會客廳。這間會客廳不算大，但佈置得很講究——牆上掛著一幅張大千的潑墨山水，是阿爾文從佳士得拍賣會上拍回來的；落地窗外是那片檸檬樹和噴泉，陽光透過百葉窗在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整齊的光影；茶几上放著一套紫砂茶具，壺嘴裡飄出淡淡的龍井茶香。
詹姆斯·特拉布比楊簡早到了十分鐘。他坐在沙發上，目光在房間裡掃了一圈，最後落在那幅張大千的畫上，嘴角微微彎了一下——他在心裡對自己說，這是一個很自信且驕傲的人。
楊簡準時走進會客廳。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絨衫，休閒褲，沒有刻意打理髮型，整個人看起來像是剛從書房裡走出來。他伸手跟詹姆斯握了一下，手掌乾燥有力，然後在他對面的單人沙發上坐下來，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楊先生，首先恭喜《寄生蟲》在奧斯卡上的成就。”詹姆斯開場白簡短而專業，“四座奧斯卡，這是華語電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績。”
“謝謝。”楊簡微微點頭，放下茶杯，“叫我楊就好，詹姆斯。”
詹姆斯沒有拐彎抹角，直接切入了正題：“楊，奧斯卡頒獎禮之後，您在後臺接受採訪時關於美國貧富差距和醫療問題的言論，在美國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非常多的人支援您，認為您說了實話；但也有另一部分人則對您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攻擊，甚至有一些極端人士發出了針對您個人的威脅。您怎麼看這些反應？”
楊簡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沉默了兩秒。然後他開口了，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穩穩地送到錄音筆裡。
“美國不是一向崇尚言論自由嗎？”他的語氣平靜得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我在後臺接受採訪，回答了一個記者的提問。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公開資料作為支撐。結果一群人就跳出來攻擊我，讓我滾回華夏，甚至有人威脅要對我實施暴力。”他頓了一下，嘴角極其輕微地彎了一下——不是覺得荒謬，而是一種洞悉了某種真相之後的嘲諷，“怎麼？他們終於要承認他們是雙標了嗎？”
詹姆斯在筆記本上飛快地記錄著，這個問題他預判到了，但楊簡的措辭比預想的更加直接。他抬起頭，目光從筆記本移回到楊簡臉上。
“楊，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言論自由這個東西，在很多人嘴裡是一個很好聽的詞。但他們真正想要的，不是言論自由，是‘我喜歡的言論的自由’。我不喜歡的言論，那就是在‘羞辱美國’、是‘忘恩負義’、是‘拿了好處還罵人’。”楊簡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放下，“這就好比一個拳擊手，天天在擂臺上跟人打架，打贏了就說自己厲害，打輸了就說裁判不公平。問題是——裁判是你們自己選的，規則是你們自己定的，資料是你們自己公佈的。我只是把這些資料唸了一遍，你們就受不了了？”
詹姆斯微微坐直了身體。這個回答比他預期的要精彩。他決定再推一步。
“在這些攻擊您的人裡面，有一部分是早年從華夏移民到美國的華人。他們用非常激烈的措辭批評您，說您‘丟所有華人的臉’、‘忘恩負義’。對此您有什麼回應？”
楊簡聽到這個問題，先是沉默了片刻。然後他靠進沙發裡，臉上的表情沒有憤怒，沒有輕蔑，只有一種極深的、沉靜的悲哀。然後他笑了——不是冷笑，而是一種帶著嘲笑的理解、帶著同情、但又帶著幾分不在意的笑容。那個笑容裡有一種奇特的溫度，像是他看透了那些攻擊他的人，卻不恨他們，甚至還有一絲憐憫。
“我理解他們。”他說。
這句話，讓詹姆斯的手指在鍵盤上停了一瞬。他抬起頭看著楊簡，對方的表情是認真的，不是敷衍，不是公關話術，是真的在表達一種發自內心的理解。
“我能理解他們。”楊簡重複了一遍，語氣比之前更加篤定，“他們移民出來的時候，那個時候的華夏確實落後。不是一般的落後，是真的窮。那個年代能移民到美國的，大都不是普通人——有的是知識分子，有的是技術人才，有的是有家底的。他們有的人賣掉了國內的房子，賣掉了祖宅，有許多還是BJ的四合院，然後他們拿著那筆錢漂洋過海到了美國。”
他的語氣不急不緩，像是在講述一個他觀察了很久、思考了很久的故事。
“當年的BJ四合院，賣幾萬、十幾萬R，在那個年代是一筆鉅款。他們把房子賣了，帶著全家人來了美國，以為這裡是天堂。到了之後才發現，天堂不是那麼容易待的。他們在國內是精英，到了美國要從頭開始——有的人開中餐館，有的人開洗衣店，有的人去給人打工。辛辛苦苦大半輩子，好不容易攢下一點家業，供孩子上了大學，以為總算熬出頭了。然後他們回頭一看——當年他們賣掉的那套四合院、捨棄掉的國內那些當初他們看不上的，現在在華夏價值上億。甚至是好幾億。”
詹姆斯·特拉布的手指在鍵盤上飛快地敲擊著，他採訪過無數人，但很少有受訪者會用這種方式來回應攻擊——不是反擊，不是辯解，而是理解。但這種理解不是說我原諒你了，而是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生氣。還有一種站在更高維度上的、俯視式的、看透一切之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