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倫敦大學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的最傑出校友。
但就象是許多熱血上頭的青年人一樣，埃爾德偏偏想證明自己可以靠頭腦和筆桿子在社會中佔據一席之地，他拒絕了東印度公司的海利伯裡學院，也沒有看牛津的貝利奧爾學院和劍橋的聖三一學院一眼。
他選擇了倫敦大學作為自己的高等教育歸宿。
或許是因為這兩個年輕人此時閱歷不深，而且內心中都懷揣著對於未來生活的美好期望，他們很快就變得私交甚篤。
那時的他們，是被倫敦大學學生們稱為“布盧姆斯伯裡雙子星”的存在：一個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貴族後裔，另一個則是始終語言犀利、熱情洋溢的莊園繼承人。教授們私下裡對他們評價不一，有人說他們是“現代社會的苗頭”，也有人說他們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陣輕風”。
但是當時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當年那些曾經由他二人親筆書寫的政論觀點，日後會在《泰晤士報》和《經濟學人》的社論中被帝國出版公司豢養的“文學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場一一批駁。
誰能想到，當1832年倫敦街頭的改革遊行燃起怒火、當倫敦塔下的示威人群與蘇格蘭場警察對峙之際，亞瑟·黑斯廷斯親自向警隊下達了鎮壓命令。
誰又能想到，1848年，當革命情緒從維也納吹向倫敦，當憲章派試圖闖入威斯敏斯特宮外高呼《人民憲章》之際，亞瑟·黑斯廷斯卻沒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為他不想重複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間所犯下的錯誤。
一夜之間，橋樑、隘口、政府大樓每一處戰略要衝都可以見到他手下的蘇格蘭場“打手”。
皇家炮兵部隊與近衛騎兵團被秘密調往倫敦外圍部署，只不過，考慮到軍隊的出現可能激化情緒，他們並未直接出動。
但與此同時，白廳西側那幢看起來毫無威嚴卻掌控著帝國海權命脈的石樓裡，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軍基地的調令已經發出。當天午夜，由蒸汽護衛艦“復仇者號”和蒸汽炮艇“維蘇威號”領銜的海峽艦隊分遣中隊便從朴茨茅斯秘密啟程，掛著例行訓練的旗號，全速駛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們在1829年畢業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一個更寬容、更自由的英國社會，也許後來的一切會截然不同。
可惜，
歷史沒有或許。
1829年，他們迎來的不是盛世的英倫，而是一次毫無預兆的經濟危機。銀行接連倒閉，追討債務的通輯令充斥著報紙版面，運河與礦業股票暴跌，失業率飆升，紡織工人走上街頭，印刷工人發動罷工，農村地區則因為農業減產爆發饑饉。
倫敦大學的新晉畢業生們，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崗位，而是紛紛削減開支，寄居親友，靠著舊衣裳和傍晚市場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時看起來唾手可得的機會，其實只是櫥窗裡精心佈置的蜃景。中產的門坎從來不是靠學歷，而是靠姓氏、靠教會背景、靠父親的名字。
亞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達憤怒的一種方式。
埃爾德則爆發了。
他燒掉了那本用心校訂的拉丁語版《理想國》，甩掉了花呢西裝，聽天由命的去了海軍部報到。
然而，不論他們怎麼想，命運從不會為了年輕人的一腔熱血讓路。
倫敦還未從上一輪經濟低潮中復甦，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股市暴雷和債券違約中元氣大傷，而底層民眾的憤怒也正在蘊釀。政府在憂慮治安狀況持續惡化之際，成立了一個名為“倫敦大都會警察廳”的新機構，史稱“蘇格蘭場”。
他從最底層做起，在夜色中沿著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邏，追趕扒手，敲打醉漢，阻止憤怒的失業工人朝教堂投擲石塊。他曾試圖按照課堂上學到的法律、哲學和所謂的歷史慣性解決問題，然而他卻發現這個城市更講究拳頭、口袋和門路。
“倫敦的街道教會了我一件事。人們所說的‘正義’，是個極其昂貴的詞彙。它需要維持秩序的預算，需要印刷清淅的法律條文，需要市民們對公共場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們至少能吃飽三頓飯。邊沁先生的功利主義哲學讓我終身受用，我畢生都在致力於使得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多數的幸福。但是，由誰來決定什麼是幸福？又該由誰來定義最大多數？這個問題，我終其一生都沒能弄懂。”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