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有些名字的出現並未伴隨驚雷與號角，它們悄無聲息地出現，就象是一隻落在書頁上的蒼蠅，既沒有驚擾讀者的注意，也不曾顯示出自身的重量。黑斯廷斯，這個名字最初出現於官方文件中，便是以這樣一種悄然無息，甚至有些尷尬的方式。
他在濟貧院裡成長到了六歲，如果這段歲月能夠被稱作“成長”的話。
那是一種沒有語言，也沒有未來的成長。孩子們成群地瘦弱著，被塞進粥罐一樣毫無希望、千篇一律的安排當中，吃、睡、禱告，接受粗陋的教訓，默默地等待著下一個不幸的清晨。布拉德福德的冬天特別漫長，灰色的天光如同屍衣，掛在每一扇窗戶上。
小亞瑟常常坐在爐邊，看著風吹動門縫裡的灰塵。他很少說話，卻從未哭鬧，也從未和其他孩子爭鬥過。他看起來就象一塊沉默的石頭，隨時隨地準備把自己掩埋進塵土當中。
但正是這種沉默，引起了一位偶然來訪者的關注。
那是1816年的一個下午，冬天的積雪尚未消融，一位頭髮花白、背部佝僂的老紳士在僕人的攙扶下走進了濟貧院，作為布拉德福德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之一，他是來看望當地教區的慈善專案的。
老鄉紳的名字在附近村莊口耳相傳，但從未登上過倫敦報紙的版面。他的財產早已凋敝，僕役也所剩無幾，但依舊可以在家中種上幾株紫杉，養上幾隻短毛貓，在附近的鄉村裝一裝闊。
這位老鄉紳在巡視粥房時，無意間看到了那位將來的英國內閣秘書長。別的孩子都在哭，都在鬧，都在向他伸手乞求，而小亞瑟卻一個人站在角落裡，如同一隻不肯靠近爐火的貓。他沒有去看老鄉紳，但他卻知道老鄉紳一直在看著他。
人們至今也搞不清楚，那位老鄉紳當時究竟動了什麼念頭。是憐憫？是孤獨？還是由於晚年喪子導致的對孩子們的愛屋及烏？總之，不久之後，院方便接到了一封申請函，要求將小亞瑟交給老鄉紳充當生活學徒，即僕人兼伴讀之用，而老鄉紳給出的理由也相當具有說服力：他願意承擔亞瑟的所有衣食起居費用，並提供適當的教育。
在那個年代，這已經是無數濟貧院兒童所能期望的最好結局之一了。
然而，對亞瑟來說，那並非幸福的開始，而只是命運第一次將他悄然推出廢墟。
他離開濟貧院那天，沒有哭，也沒有回頭，只是把那條繫了補丁的圍巾扯得緊了一些。他很清楚，從此以後，他不再是可憐的濟貧院兒童，而是成為了某個人“私有財產”的一部分，這一點他很早就懂了。
鄉紳的莊園不大，老宅子的窗沿滿是汙損和剮蹭的痕跡，馬棚裡只剩下兩匹老馬和一輛款式落伍的馬車。宅中除了老鄉紳以外，只有幾位年老的傭人以及一位替他管理田產的管家。
雖然年紀不大，但小亞瑟很好的抓住了這次機會，他在農莊裡賣力的幹活，沒幾年的時間就成了附近有名的養豬能手。而這位老紳士，似乎始終把亞瑟當作某種補償來看待，他教亞瑟認字，讓亞瑟為他讀書、整理藥盒、擦拭手杖和掛鐘，有時候甚至讓亞瑟坐在壁爐前，聽他回憶自己年輕時在倫敦闖蕩的往事。
這段生活持續了近十年之久，亞瑟也在其中沉默地長成了一個少年。
只是這位大英帝國的“內相”彷彿有意想要淡化那段泥濘不堪的童年，使得人們對他的童年瞭解寥寥，外人只得透過他那本形跡可疑的自傳《人生五十年》來拼湊一些模糊的線索。
但正如他在《人生五十年》裡所留下的那句耐人尋味的話，他的線索有許多都是靠不住的——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紀念我的一生，而是為了在你們紀念我之前，先給出一個版本。因為對於我來說，人的生命從最初就是一場告別，而不是歸屬。
“他死的時候，我守在床邊。黑斯廷斯的名字，我就當那是我。臨終前他給了我一個簽名，一個姓氏，一個模糊的故事。我接受了這些東西，就象士兵接受了一把沒有彈藥的步槍，它可能沒用，但拿在手裡，你總歸顯得象個軍人了。當然，我最後並沒有成為軍人，而是成為了一箇中產階級，名義上的。”
幾個小時後，老鄉紳斷了氣。
床頭櫃上，留著一封遺囑和更名文契。
葬禮辦得很簡單，幾位老傭人穿著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師誦讀禱文，亞瑟低頭不語，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安靜、體面、無可置疑。
接下來，他該離開了。
他出發了，沒有親人送別，沒有故土鄉情，亞瑟·黑斯廷斯從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倫敦的馬車。
此時的英國，雖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華麗轉身，卻早已進入了社會結構鬆動的前夜。工業的蒸汽正在重塑倫敦的城市風貌，吞吐著白色紙張的印刷機正逐步摧毀教會權威，新興的中產階級開始渴望不再依附貴族的庇護。舊秩序仍在苟延殘喘，新世界卻已浮現輪廓。
倫敦大學，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學，便是那個裂縫中最先迸發出的光。
這所大學與牛津、劍橋迥異，它不問出身、不問信仰、不強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設貴族子弟優先的門坎。作為一道遭到貴族蔑視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卻正好為那些無法以血統進入上流社會的“異類”提供了入口。
在這裡，你可以見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學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猶太教的異信者，甚至包括亞瑟·黑斯廷斯這樣，一個不知其父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