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器那頭的電子音沉默了很久。
久到許昭陽以為對方已經切斷了連線，久到他幾乎要放棄這個永遠得不到答案的問題——
那個問題像一根刺，在心裡埋了太久太久，久到他以為早已學會與它共存。
但他沒有。
他永遠記得母親最後的樣子。
那天他媽媽讓他去買藥，順便還買了一串糖葫蘆，門虛掩著。
客廳沒人，廚房沒人，他喊了一聲“媽”，沒有人應。然後他推開浴室的門——
浴缸裡的水已經涼了。涼透了。
母親就躺在那裡，手腕上的傷口泛著白，
水面上飄著一層淡淡的、化不開的紅。她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碎花睡裙，
那是父親還在時買的，她一直捨不得扔。
她的眼睛閉著，臉上沒有痛苦，甚至帶著一種許昭陽至今無法理解的、近乎解脫的平靜。
那年他五歲。
父親在她口中是個“拋下我們的人”，是個“沒良心的混蛋”，是個她到死都不肯原諒的名字。
她生病的時候，鄰居勸她聯絡那個人，說不定能幫上忙。
她搖頭，什麼話都不說，只是望著窗外，望著那條永遠不會出現人影的路。
許昭陽恨過他。
恨了很久很久。
恨到他把所有關於那個男人的照片都燒掉，
恨到他選擇去當警察，彷彿穿上那身制服就能證明自己不需要那個缺席的父親，
恨到他刻意迴避所有關於“失蹤”“下落不明”的案子，因為那會讓他想起自己也是一個“被拋下的人”。
現在這個電子音告訴他——
不是拋棄。
是被抹殺。
許昭陽握著通訊器的手，指節泛白，青筋暴起。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旁邊行軍床上昏迷的周言都在睡夢中不安地動了動。
然後他開口，聲音比他預想的要平靜：
“他怎麼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