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站住了。
她一隻手已經搭在門把上，指尖微涼，鋁製的門把手涼得像一塊冰。志生的話從身後傳過來，不重不輕的，像一顆石子投進了深水裡，沒有多大響動，但漣漪一圈一圈地蕩過來，蕩得她後脊背有些發僵。
“怕我吃了你？”
這話說得曖昧了。明月當然聽得出來。他們做了近十年夫妻，即使離婚兩三年，有些東西也不是一紙證書就能徹底切割乾淨的。比如他說話時那種慢悠悠的調子，比如他偶爾冒出來的、似笑非笑的那種語氣，比如他明明什麼都沒做、卻讓你覺得他什麼都做了的那種感覺。
她沒回頭，手還搭在門把上，但也沒有擰下去。
“你少來這套。”她說，聲音不大，尾音微微上揚，像是一句嗔怪，又像是一句試探。她自己都分不清。
堂屋裡的燈光還是那種暖黃黃的，老宅的燈用的是暖光的吸頂燈，是明月裝修時特意換的，說冷光太刺眼，對眼睛不好。這燈光把一切都鍍上了一層舊舊的顏色，像一張褪了色的老照片。志生坐在桌邊，半個身子在光影裡，半個身子在暗處，臉上那道從顴骨到下頜的疤痕被光線一照，顯得比白天更深了一些。
明月站了幾秒鐘，終於把手從門把上拿開了。
她轉過身，靠在那扇鋁合金門上，雙臂交叉抱在胸前。這是她的習慣動作——防禦性的，把身體裹緊，像是怕冷，又像是怕被人看穿。她的目光越過志生的肩膀，落在堂屋正牆上的那張老照片上。照片是志生他爸活著的時候照的，黑白的，相框的木邊已經有些開裂了，裡面的三個人——志生他爸、他媽、還有十來歲的志生——他爸穿著整齊的中山裝，表情嚴肅，像三棵種在田埂上的白楊樹。
“我不是怕你。”她說，語氣平了一些，不再像剛才那樣帶著刺，“我就是……不太習慣，你突然出現在這裡。”
志生沒接話。
他知道她說的“不習慣”是什麼意思。這堂屋，這張八仙桌，這些老式的木椅子，他們結婚那幾年，天天在一起，就坐在這兒吃飯、喝茶、陪老人說話。那時候亮亮才出生不久，他們還沒有後來那些糟心的事，她還叫他“志生”，而不是像離婚後那樣，見面了連名字都省了，能用“你”代替的就絕不用“他”。
“坐會兒吧。”志生把面前那杯涼茶推到一邊，起身去茶几上拿暖壺，給她重新沏了一杯。滾燙的水衝進杯子裡，茶葉翻了個身，慢慢舒展開來，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在兩個人之間瀰漫開來。
他把杯子推到她那邊——她站在門邊，離桌子還有幾步遠。他沒有說“過來坐”，也沒有起身給她拉椅子，就把杯子放在桌面上，推到她平時坐的那個位置旁邊。那個位置是靠東邊的椅子，椅背上搭著喬玉英鉤的一條舊毛線坐墊，是明月的專屬座位，從結婚第一年起就是。
明月看了一眼那杯茶，又看了一眼那把椅子，猶豫了兩秒鐘，還是走過去坐下了。
椅子發出輕微的吱呀聲，那是木頭老化的聲音，也是她身體放下去的聲音。她一坐下，就感覺到椅墊上那股淡淡的樟腦丸味道——喬玉英每年換季都要把所有坐墊收起來，用樟腦丸燻一遍，再拿出來。這個味道她太熟悉了，熟悉得讓她鼻子突然有些發酸。
那些年，她坐在這把椅子上，等著志生和公公回來。那時志生和公公輾轉各個工地幹泥水工，回來的時早時晚。她坐在這兒，抱著亮亮，一邊陪喬玉英聊天，一邊等門響。門一響，她就站起來，走過去，接過他手裡的包，問他累不累。那些動作做了一百遍，一千遍，熟練得像呼吸一樣自然，自然到她從來沒覺得那是需要珍惜的東西。
現在她坐在這把椅子上，椅子還是那把椅子，人還是那個人，但中間隔了兩三年、一場離婚，兩本離婚證、以及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像碎玻璃一樣紮在心裡的東西。
“你瘦了。”志生忽然說。
明月端茶杯的手頓了一下。
“沒有。”她說，低頭喝了一口茶，燙，舌尖被燙了一下，她皺了皺眉，沒吭聲。
明月放下茶杯，抬眼看他。志生的表情很認真，不是在說客氣話，也不是在套近乎。他的眼睛還是那樣，很大，很深，看人的時候像在打量一塊地——不是那種讓人不舒服的打量，而是一種習慣性的、認真的、想弄清楚什麼的表情。
“你倒是沒怎麼變。”明月說，語氣裡有那麼一點點不自然，像是在說一件自己並不真的想說、但又不得不說的事情。
“老了。”志生笑了笑，那笑容裡有一絲自嘲，抬手摸了摸自己鬢角，“白頭髮多了。”
明月看了一眼，果然，鬢角的頭髮裡似乎夾著好些白的，看不太清楚。她想說“你少操些心”，但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這不是她該說的話了。那是妻子的臺詞，她不是他妻子了。
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
空調的風機嗡嗡地轉著，把暖風送到屋子的每一個角落。溫度慢慢升上來了，明月的臉被熱氣燻得有些發紅，她把外套的拉鍊拉開了半截，露出裡面一件黑色的羊絨衫。那件羊絨衫領口開得很低，鎖骨下面一小片皮膚露出來，在暖黃的燈光下白得有些不真實。
志生的目光掃過那片皮膚，很快移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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