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也好。”裘老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嘴角剛翹起來就落下去了。
“那地方，春天颳風沙，漫天黃沙能把白天遮成黃昏。夏天一暴雨，地就淹了。秋天稍微好點，可地裡是白的！
你們以為是雪嘛？不，不是！
是鹽鹼！它一層一層泛上來，莊稼根本種不活。冬天更不用提，北風從黃河故道灌進來，冷到骨頭縫裡。那個縣，解放前是出了名的窮窩子，逃荒的人比留下的人多。
解放後也沒好到哪兒去，三年困難時期，別的縣好歹還能刨出點吃的，蘭考是真的連草根都挖不著。”
“那個人就是在那兒當書記的。”
“他上任的時候，組織上問他有什麼想法。他就說了一句話——‘感謝黨把我派到最苦的地方去。’”
“他在蘭考幹了不到兩年。兩年不到，他把全縣一百二十多個大隊的風口、沙丘、鹽鹼地，全走遍了。風沙最大的時候，別人往屋裡躲，他往沙裡鑽——他說不親眼看看風是怎麼把沙子刮起來的，就不知道該怎麼治。他追著沙丘跑，把每一片流動沙丘的移動軌跡都畫了圖，編號入冊。他領著老百姓翻淤壓沙，挖河排澇，種泡桐樹。那樹耐鹽鹼，長得快，根扎得深。他說，泡桐生了根，沙子就跑不了了。”
“後來他的肝開始疼了。一開始是隱隱的，他也沒當回事，拿手頂著繼續走。後來疼得厲害了，他找了根木棍，一頭頂在肝區，一頭頂在藤椅扶手上，就這麼頂著看檔案、寫報告、開會。他辦公室那把藤椅，右邊扶手下面，硬是被他頂出了一個碗口大的洞。”
孟超的筷子從他指間滑了下去，落在搪瓷碗上，“噹啷”一聲脆響。
裘老拍了拍自己好徒弟的肩膀，沒有停止講述。
“我前面不是出了趟差嘛？去的，就是天壇醫院！”
“那位同志連看病都是被地委的同志硬押上火車送到天壇醫院的，去的時候人已經瘦脫了相，肚子脹得像鼓，全身皮膚上一塊一塊的硬結。
我開啟腹腔的時候，才裡面已經沒法看了。癌組織布滿整個肝臟，腹腔廣泛轉移，腹水抽出來是血性的。”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住了沒幾天就鬧著要出院，說住一天院就花國家一天的錢，他已經不能幹了，不能再躺著浪費。同志們攔著不讓走，他就拿那根陪了他幾百天的木棍敲床沿，說……
‘讓我回蘭考，活著我沒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後人把沙丘治好。’”
“他才四十出頭。”
沒有人說話。大老王把臉轉向了牆壁。小劉秘書摘下眼鏡，低著頭用衣角反覆擦著鏡片，擦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戴不上。
至於江夏，這小子雞賊的進入了理智化，企圖用絕對理智來掩蓋自己慟哭的念頭。
因為，對這位同志的歷程，他遠比大老王他們知道得多。
特別是那張照片，那人站在泡桐樹苗中間，瘦得顴骨高高凸起，笑容卻敞亮得像能把整片沙丘都照亮。
他還知道那把藤椅後來被收進紀念館，藤條斷了好幾根，扶手上那個窟窿周圍被磨得溜光……那是人的手掌和木棍一起，在四百多個日夜裡一點一點磨出來的。
他記得那人對自己女兒說過的話。
“……不要向組織上要任何照顧……你要好好學習，將來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
以前看這些記載的時候，江夏曾覺得那是一種純粹的敬佩，一種隔著時空向先輩致敬的情懷。
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他就坐在這條昏暗的樓梯間裡，面前是一個親手給那人看過病的醫生，醫生手裡的搪瓷缸子還殘留著餘溫，而那個人此刻還活著……
雖然他正躺在某張病床上，疼得整夜睡不著，連一片像樣的止痛藥都捨不得用。
歷史和現實之間那條隔著時空的玻璃牆忽然就碎了，碎得乾乾淨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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