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長於建軍，短於臨陣。他提拔了袁崇煥、祖大壽等一批將領，重構了關寧軍，恢復了軍隊士氣。
但他本人直接指揮的大型戰役不多，且其主導的柳河之役（1625年）以小敗告終，暴露了其戰術指揮並非頂尖。
反觀袁可立，他任登萊巡撫期間建立近代水師，打造了一支裝備紅夷大炮的登萊海軍，是明代海軍建設的里程碑。
支援毛文龍奇襲鎮江（今遼寧丹東），取得明末對後金罕見的戰術勝利，震動遼南，史稱鎮江大捷。
最重要的是其海上力量的存在，迫使後金始終擔心側翼，無法全力西進攻打關寧防線，這種牽制極其重要。
三是政治手腕與朝中影響力，孫承宗屬於頂級，袁可立則是中上。
孫承宗作為天啟、崇禎兩代帝師，門生故吏遍佈朝野，政治根基深厚。
雖兩度被罷，但聲望無損，始終是朝廷在危難時的最後依仗。
而袁可立則是因屢次觸怒閹黨（如反對為魏忠賢建生祠）而被迫提前去職，政治生命較短，這麼看是剛直有餘，權謀不足。
四是遺產與歷史影響。
孫承宗的關寧錦防線成為大明抵禦後金的戰略支柱，堅守了近二十年，奠定了明末遼東防禦的基本盤。
而袁可立的‘以海制陸’的戰略嘗試和海軍建設，隨著他的去職而迅速衰落，毛文龍死後東江鎮崩潰，登萊水師也在孔有德叛亂中毀滅。
其遺產未能持久，成為曇花一現的奇策。
若是將明末遼東的防禦比作一座大廈，那孫承宗是‘總建築師’ ，繪製了藍圖，打下了地基，建起了主體結構（關寧防線）。
袁可立則是‘側翼加固大師’ ，負責建造了一個精巧而危險的附屬翼樓（海上牽制），一度極大分擔了主樓的承壓。
兩人能力高度互補，孫承宗的穩固防線為袁的海上冒險提供了後方基地，袁可立的積極牽制為孫的防線建設贏得了寶貴時間。
但是這裡面有兩個重大問題，一個是時間節點，一個是當時的局勢，誰的方案更符合當時的局勢，或者說歷史的合理性。
必須將方案嵌入天啟年間（1621-1625年）那個特定的時間切面，同時考量明、後金、朝鮮、毛文龍及財政崩潰速度這五個維度的動態博弈。
這個時間節點就是崇禎登基之前。
天啟元年，瀋陽、遼陽相繼失守，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明軍野戰能力被證明無法與八旗正面抗衡。
第二，熊廷弼與王化貞經撫不和，廣寧之敗導致明軍徹底退出遼西走廊以東。
第三，毛文龍率百餘人夜襲鎮江，創造鎮江大捷，在敵後開闢東江鎮，這是明軍唯一在戰術上取得主動權的方向。
第四，作為明朝藩屬，朝鮮是後金側翼的巨大隱患。
第五，遼餉加派已開始，大明財政雖然尚未透支到極限，但已經亮紅燈了。
綜合這五方面的核心矛盾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野戰打不過，國土守不住，唯一亮點在海上。
如果從這個結論來看，袁可立的方案更符合當時的局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