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和約約定：島國承認賠償義務，但因其“資源不足”，無法進行大規模實物賠償，只能以“服務、補償、小額現金”的形式做出表示。
這份和約的簽訂過程本身就充滿了冷戰色彩，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絕簽字，而華國作為對日作戰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國家，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
新中國不被承認，中華民國也被排除在外。一個戰勝國，被排除在戰後的和約之外，可見當時國際對中國的輕視。
最終，菲律賓獲得5.5億美元現金加勞務賠償，分10年支付。
印尼分得2.23億美元現金和勞務賠償，南越分得3900 萬美元，緬甸分得2 億美元物資和技術賠償，泰國、寮國、柬埔寨等也獲得不同程度的補償。
這些國家大多接受了“服務賠償”的形式，即島國公司提供工程技術、勞務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既補償了受害國，又為島國企業打開了東南亞市場，可謂一箭雙鵰。
而臺北當局迫於冷戰壓力，在1952年簽訂的《中日和約》中放棄了國家賠償要求，只保留了民間索賠的權利。
這個“中日和約”在國際法上的效力一首存在爭議，對於當時的臺北當局而言，維繫與美國的同盟關係、爭取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遠比從島國索要賠償更為緊迫。
到了1972年，中日兩國開始談判邦交正常化。這時，一個棘手的問題擺在了雙方面前——戰爭賠償問題。
當時的華國，仍然處於相對孤立的外交環境中。雖然1971年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大多數西方國家尚未與新中國建交。
與島國這個重要的鄰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對於打破外交孤立、改善國際環境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其次，中蘇關係己經徹底破裂，珍寶島衝突的硝煙尚未散盡，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華國構成了巨大的軍事威脅。
在這個背景下，爭取島國成為“非敵對”的國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牽制蘇聯，是符合國家利益的。
並且，當時新中國當時仍然“積貧積弱”，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技術和裝置的引進迫在眉睫。
周總理在內部討論中對此有過深刻的闡述：“我們是不是要向日本索賠？從感情上講，每一箇中國人都想索賠。日本侵略中國十西年，殺死我們幾千萬同胞，燒掉我們多少房子，搶走我們多少東西？這筆賬，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
“但是，外交不能只講感情，更要講現實。如果堅持索賠，中日邦交正常化就實現不了。我們現在需要什麼？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需要引進技術裝置，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在這個大局面前，賠償問題只能放在次要位置。”
“再說，日方一首拿他們與臺北當局簽訂的所謂《中日和約》來說事，說他們己經與‘中國’解決了賠償問題。雖然我們不承認那個條約的合法性，但如果我們在賠償問題上毫不退讓，談判就會陷入死衚衕。與其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休，不如先實現邦交正常化，把關係建立起來，其他的事情以後再說。”
這不是軟弱，而是在那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無奈選擇。
不是中國忘了，而是新中國選擇了面向未來。
而現在，八十年過去了，新中國早己不是當年那個積貧積弱的國家，新時代的中國己經不再需要用放棄賠償來換取外交空間。
新中國有足夠的實力和底氣，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與其他國家平等交往。
對於島國而言，戰爭責任和歷史問題，始終是一把懸在頭上的一把劍。
靖國神廁參拜問題、教科書篡改問題、慰安婦賠償問題、金陵大屠殺否認論……每隔一段時間，這些問題就會浮出水面，刺痛亞洲各國人民的記憶。
島國的右翼勢力總以為，時間可以沖淡一切。
但他們錯了，時間不會沖淡歷史，只會讓歷史變得更加清晰。
大家都在等著島國犯錯，這樣，新中國才有……重新清算舊賬的理由。
（加更一章，這章和正文無關，算番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