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初冬，改革的風聲像遠處河面的薄冰，脆生生地傳來，卻還沒能化開劉莊村凍土般的日子。村頭那排白楊早已落盡了葉子，光禿禿的枝椏戳向鉛灰色的天空，像一幅枯筆寫就的潑墨畫，蒼涼而尖銳。
我正在村委辦公室外的土牆上，幫民兵連長刷標語。石灰水在破鐵桶裡晃盪，泛著冷白的光。我攥著一把掉毛的粗刷子，一筆一劃，吃力地描著：“打倒四人幫，人民得解放”。牆的另一側，還殘留著“農業學大寨”的舊字，紅漆剝落，字跡漫漶，像一個被時代匆匆遺棄的夢，正漸漸淡去。
“寫大點！再醒目些！”民兵連長趙柱子揹著手站在不遠處，嘴裡呵出白氣，“下面補一行——‘王張江姚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害忠良’！”
我應了一聲，手腕用力，正要寫完那個“姚”字的最後一挑，村東頭的小路上，一個人影跌跌撞撞地奔來。是我堂叔劉四海，跑得帽子都歪了，老遠就衝我喊，聲音劈了叉：
“快！快回去！恁二爺……嚥氣了！你是男丁，得去守靈！”
我手一抖，刷子“啪嗒”掉進石灰桶裡，濺起一片白漿。那漿液順著粗糙的土牆淌下來，蜿蜒曲折，在初冬慘淡的天光下，竟像極了一行渾濁的、流不盡的眼淚。
劉漢水的靈堂，設在劉家老院那三間低矮的土坯房裡。還沒走近，悲慟的哭聲就像實質的潮水，混著凜冽的寒風，一波波拍打過來，讓人心口發緊，喘不過氣。
院門上方，兩盞白紙燈籠已經掛起，在風裡不住地搖晃，暈開兩團慘淡的光暈。院子裡搭起了簡陋的白布棚，棚下襬著幾張方桌，圍坐著的都是劉家本房的男丁，一個個低著頭，面色凝重。靈堂設在正屋堂屋，門板卸下，搭成了靈床。劉漢水就躺在上面，身上蓋著一匹粗糙的白布，只露出一張臉。蠟黃，乾瘦，曾經扛得起二百斤麻袋的寬闊骨架，如今在白布下塌陷成一片平緩的丘壑。
他是我的堂爺爺，血緣不算頂近，但按劉家老規矩——三代以內的男丁，都得披麻戴孝，送老人最後一程。
我默默接過一條浸過米漿、硬邦邦的孝布，胡亂纏在頭上，跪在靈前草蓆上，“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額頭觸地，冰涼。香燭紙錢燃燒的煙霧繚繞升騰，辛辣又沉悶。透過這層薄霧，我看著二爺安詳得近乎陌生的臉，腦子裡卻猛地跳出另一幅畫面——
去年冬天，公社組織挖那條引黃幹渠。天寒地凍，土硬得像鐵。年近七十的二爺，非要跟年輕人一塊兒下工。他搶過一把最大的鐵鍬，跟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比賽誰挖得快。一鍬下去，凍土崩裂，他額上青筋暴起，卻咧開缺了牙的嘴笑：“加把勁！等這渠通了，咱劉家的地，就再不用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黃河水引過來，那就是流著油啊！”
那時候，他眼睛裡有光，那是對泥土最樸素的指望。誰能想到，不過一年光景，這條被寄予厚望的水渠，竟成了淹毀劉家祖墳的禍水？而二爺自己，也躺在了這裡，再也看不到渠水奔流。
守靈的長夜，格外難熬。煤油燈芯噼啪爆著燈花，火苗被門縫裡鑽進來的風扯得東倒西歪，牆上的人影便跟著張牙舞爪。女眷們壓抑的哭聲像潮汐，時而湧上來，嘶啞悲痛；時而退下去，只剩下吸鼻子的啜泣和疲憊的嘆息。
幾個上了年紀的本家叔伯，圍坐在角落的草蓆上，就著一碟炒黃豆，半壺散酒，低聲唸叨著二爺的一生。煙霧和酒氣混在一起，讓靈堂裡的空氣更加凝重。
“漢水哥年輕時，那可是咱劉莊村頭一份的好勞力。”說話的是侯家的侯老栓，跟二爺是發小。他嘬著旱菸袋，火星在昏暗中明滅，映著他滿是溝壑的臉。“六零年……唉，那光景，生產隊修水庫。人都餓得浮腫，走路打晃。就他，一天還能從崖下往壩上挑二百擔土！扁擔壓得嘎吱響，他一邊走，一邊還能哼幾句梆子戲……肚子裡沒食，哪來的力氣？現在想想，真是拼著命啊。”
“後來讓他喂牲口，也是頂用心。”接話的是馬家的馬高粱，馬趕明的堂弟，性子倒還厚道。“隊裡那幾頭瘦得肋巴骨能當搓衣板的驢，到他手裡不出半年，毛色都油光水滑的。他是真把牲口當不會說話的兄弟待……就是太實誠，一輩子吃虧。”
馬高粱頓了頓，壓低了聲音：“五八年，放衛星那會兒，上面逼著報畝產萬斤糧。別人不敢吭聲，就他梗著脖子，死活不在單子上按手印。為這，得罪了上頭的領導，本來能當個隊委，也黃了。”
話題漸漸沉重。有人嘆起劉家眼下最棘手的事——老墳。
劉家的老墳在村東頭一片高崗上，埋著往上數四代的先人。那是二爺的曾祖父，當年用三擔救命的麥子，從一個破落戶手裡換來的“風水地”。崗上原本植著一圈老柏樹，歷經風雨兵燹，如今只剩稀稀拉拉七八棵，也都半死不活，像幾個苟延殘喘的老人，守著這片日益破敗的陰宅。
去年公社決心挖那條引黃幹渠，說是要“造福東半縣”。測量員來了好幾趟，最終那紅色的石灰線，不偏不倚，正好從劉家老墳邊上劃過，距離最近的墳頭，不到十步。劉家人當時就急了，去大隊部找幹部。幹部叼著煙，眼皮都不抬：“這是公社黨委定的線路，水利是百年大計，關係到幾千畝地的收成。咋，你們劉家幾座老墳，比全縣的糧食還金貴？”
胳膊擰不過大腿。渠，還是挖了。
到了夏季汛期，黃河開閘洩洪，幹渠瞬間變成奔湧的河道。偏偏就在流經劉家老墳那段，屢屢決口。渾濁的黃河水裹著泥沙，一次次漫過墳地，把墓碑衝倒，將墳包泡成稀軟的泥塘。水退後，墳頭上糊著厚厚的淤泥，好幾處都塌陷下去，露出黑洞洞的穴口，像大地咧開嘲諷的嘴。劉家人次次去修補，次次徒勞。下一次洪水來，一切照舊。
更讓劉家人憋屈的是老規矩：只有長子能入老墳。二爺的大哥劉漢山，早年去世，已埋在老墳正位。二爺排行老二，按規矩，死後不能與祖先同穴，必須另擇吉地，開新墳安葬。
“這老規矩，到如今也該破破了。”侯老栓磕磕菸袋鍋，聲音悶悶的。
“破？你說得輕巧。”二爺的堂弟劉漢俊搖頭，“祖宗定下的規矩，破容易，往後咋辦？再說，老墳現在那鬼樣子，泡在水裡，埋進去，先人也不得安生。還不如……另找個乾爽地方。”
靈堂裡陷入沉默，只有燈火搖曳。一種無形的壓力，沉甸甸地壓在每個人心頭——給二爺找一塊能讓他安息、也能福澤後代的新墳地，成了眼下最要緊，也最棘手的事。
天矇矇亮時，劉麥囤來了。他是劉家的長子長孫，也是劉家這一輩裡最能扛事的漢子，剛過四十，臉上已刻滿風霜。守了一夜靈，他眼裡佈滿紅血絲，但腰板依舊挺得筆直，說話聲音不高，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分量。
“請的胡先生天一亮就到。吃了早飯，我就帶他去看地。”他言簡意賅，目光掃過靈堂裡每一張疲憊的臉，像是在無聲地傳遞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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