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陽光斜斜照進中央外辦的辦公室，顧從卿案頭的檯曆上，“澳門迴歸一週年”幾個字被紅筆圈了出來。他正審閱一份《關於澳門參與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籌備方案》，指尖在“論壇永久會址設在澳門”的條款上停留片刻，隨即在旁邊批註：“需明確‘在中央政府支援下’，突出國家對澳門定位的戰略謀劃。”
“顧主任，”秘書敲門進來，遞上一份緊急照會，“葡萄牙駐華使館希望在論壇期間，單獨與澳門特區政府簽署文化合作協議，您看是否符合流程？”
顧從卿接過照會，目光落在“協議主體”一欄：“回覆葡方，根據‘一國兩制’原則，澳門特區與外國的合作協議需經中央政府備案，且協議中必須註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讓港澳處的同志跟進，確保所有檔案表述合規。”他頓了頓，補充道，“另外，協調文化部派專家參與，把內地的非遺專案也納入合作內容，形成‘內地+澳門’的文化展示矩陣。”
中午休息時，顧從卿翻出手機，裡面存著海嬰發來的照片：香港大學實驗室裡，內地與香港的研究人員正圍著一臺精密儀器討論，白板上寫著“中國香港-深圳聯合研發專案”。海嬰在訊息裡說：“爸，這次專利申請特意標註了‘中國香港’，對方沒再提異議，還說想了解更多‘一國兩制’下的科研合作政策。”
顧從卿笑著回覆：“這就是最好的實踐宣傳。你們的研究成果，既是香港的，也是國家的——就像澳門的經貿論壇，既是澳門的平臺，更是國家對外開放的視窗。”
下午召開的專題會上，顧從卿指著投影幕上的資料圖表：“今年前十個月，經中央外辦統籌協調，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專案同比增長42%，澳門的中葡商貿平臺促成交易額突破千億。這說明，機構調整後的統籌機制，正在讓‘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加速轉化為發展動能。”
他拿起一支筆，在“跨境合作障礙”一欄圈出“金融結算”“人才簽證”等關鍵詞：“下週聯合央行、人社部開協調會，針對這些堵點拿出具體方案。比如香港的金融機構想參與沿線國家基建投資，結算環節要打通；澳門引進的葡語國家人才，簽證審批要簡化——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讓‘便利’跑在‘需求’前面。”
散會後，老張拿著一份香港青年代表團的出訪總結進來：“他們去非洲考察時，特意帶去了香港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當地官員說‘沒想到中國香港有這麼先進的技術’。”
顧從卿接過總結，翻到青年們寫的感想，其中一句被他畫了波浪線：“以前總覺得香港是‘國際城市’，現在才明白，‘中國’二字是最硬的底氣。”他抬頭對老張說：“把這些感想編印成冊，發給所有參與外事工作的港澳同仁——讓他們知道，背靠祖國，香港、澳門的國際舞臺只會越來越大。”
傍晚時分，顧從卿整理檔案時，發現一份1998年機構調整前的工作筆記，裡面記著他第一次赴港協調事務時的感悟：“外事工作的根基，在於讓香港同胞明白，國家是最堅實的後盾。”如今再看，字跡已有些模糊，但道理依舊清晰。
手機響起，是顧母打來的，說周姥姥唸叨著要給香港的老朋友寄些北京的醬菜：“你爸說讓你問問，通關時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讓周姥姥放心寄，”顧從卿笑著說，“現在跨境物流有專門的綠色通道，是我們協調海關開通的，不僅快，還能保證新鮮。告訴姥姥，這就是‘一國兩制’下的便利，
顧從卿面前攤著兩份厚厚的材料：一份是香港特區政府報送的《春節期間海外推廣計劃》，另一份是澳門旅遊局關於“內地遊客赴澳便利化”的新舉措。牆上的電子屏正播放著深港口岸的即時畫面，返鄉的人們排著整齊的隊伍，通關效率比去年提升了近三成。
“香港想在紐約、倫敦的唐人街辦‘歡樂春節’活動，”顧從卿用紅筆在方案上圈出“舞龍舞獅”“粵劇表演”等關鍵詞，“讓宣傳司的同志對接駐外使館，把這些活動和內地的‘春節文化走出去’專案結合起來。比如在巴黎，香港的醒獅隊可以和內地的京劇團同臺，讓老外看看什麼是‘中國年味’的多元一體。”
港澳處的同志補充道：“澳門那邊提出，想在春節期間開通‘橫琴-澳門’的24小時跨境巴士，方便內地遊客。但涉及兩地交通監管標準銜接，需要咱們協調。”
“這個事我來對接交通部，”顧從卿翻開筆記本，裡面記著之前調研時的發現，“去年春節就有遊客反映，兩地巴士的安全標準表述不一，容易 confusion（ confusion：困惑）。這次要統一標識，比如在車身明確‘中國澳門’‘中國珠海’字樣，既清晰又能強化國家認同。”
散會後，顧從卿回到辦公室，桌上放著海嬰剛發來的照片：香港大學的實驗室裡，他和香港同事正貼春聯，橫批用簡體字寫著“同心向國”。海嬰在訊息裡說：“香港的同學說，以前總覺得春聯是‘內地的習俗’，現在才發現，貼的都是對家國的念想。”
顧從卿笑著回覆：“這就是文化的力量。你們做科研要講‘協同’，做人做事也要講‘同心’——就像香港和內地，根脈連著，心氣兒也得齊。”
下午，外交部轉來一份歐盟的照會，希望春節後組織歐洲企業家代表團訪問香港、澳門。顧從卿在批覆中寫道：“行程安排要突出‘一國兩制’的實踐成果，比如帶他們去香港的國安法紀念館，看看社會恢復穩定後經濟的復甦；去澳門的橫琴粵澳合作區，看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模式。讓他們明白，香港、澳門的發展，始終是中國發展的一部分。”
臨近下班時，老張拿著一份《港澳青年外事人才庫名單》進來：“首批入選的50名青年裡，有香港的律師、澳門的建築師，還有從事數字經濟的創業者。他們都希望能參與國家的外事活動，講講自己的故事。”
顧從卿翻看名單，在幾個名字旁畫了星號：“這個香港律師，之前參與過跨境法律合作，可以讓他在國際法治論壇上談談‘內地與香港法律體系的互補性’；這個澳門建築師，參與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援建專案，讓他去聯合國人居署講講‘中國方案’裡的澳門智慧。”他抬頭時，目光落在牆上的中國地圖上，香港、澳門的位置被紅筆輕輕圈住，像兩顆嵌在祖國南疆的明珠。
夜幕降臨時，顧從卿整理好公文包，裡面裝著給家裡帶的年貨——有香港的老婆餅，也有澳門的杏仁餅。走出辦公樓，雪已經停了，路燈把“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的標牌照得亮堂堂的。他想起早上顧母的電話，說周姥姥正和澳門的老朋友通電話，商量著開春一起去珠海逛花市。
“這才是最好的日子，”顧從卿心裡想著，腳步輕快了些，“國家強大了，港澳安穩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能像這年貨一樣，甜絲絲、暖融融的。”
寒風裡，遠處的天安門城樓燈火輝煌，與中央外辦辦公樓的燈光遙相呼應。他知道，從國務院外事辦到中央外辦，變的是職能的拓展，不變的是守護家國的初心。就像這冬夜裡的燈火，看似尋常，卻照亮了無數人對團圓的期盼，對未來的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