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曉契約律法的阿摩利知識分子、書記員、基層官吏被吸納進入新王朝行政體系，依靠自身手藝與文字技能維持生計，普通阿摩利自由民大多淪為王室、神廟佃農，或是小土地私有耕種者，少數貧困者落入債務奴隸制之中，加喜特人為穩固統治主動承襲古巴比倫原有宗教體系，繼續尊馬爾杜克為巴比倫主神，沿用楔形文字書寫行政文書與商業契約，《漢謨拉比法典》所確立的商業借貸、土地買賣、婚姻繼承規則依舊在民間通行，這就讓阿摩利人的底層民俗、生活習慣短暫得以保留，但加喜特貴族階層牢牢把控軍政最高權力，加喜特語成為王室內部交流用語，原本阿摩利方言的使用場景不斷收縮，僅在鄉村普通民眾日常口語之中零星留存。
幾代人之後，很多阿摩利家庭的孩童自幼便學習通用阿卡德語，原生阿摩利部族語言不再作為家庭通用語言代代傳遞，族群最核心的語言紐帶率先出現鬆動，加喜特王朝存續將近四百年，期間兩河流域整體環境相對安穩，長途商貿再度復甦，巴比倫依舊是區域商貿中轉站，不同族群持續在這片土地混居，蘇美爾遺民此時早已徹底喪失族群獨立性，蘇美爾語僅留存於神廟祭祀禱文、古老史詩抄寫的書面語境之中，日常口語完全消亡，阿卡德語成為整個兩河流域通用口語，阿摩利人徹底失去獨立族群辨識度，慢慢消融在阿卡德語使用者的人口大盤之中，只能算作前朝遺民，不再具備古巴比倫統治族群的社會標籤。
西元前 1155 年，東部埃蘭王國大舉西進攻破巴比倫，加喜特王朝覆滅，埃蘭人短暫劫掠之後無力長期管控兩河腹地，兩河流域再度陷入數十年城邦分裂混戰格局，北部亞述城邦藉著亂世持續擴張勢力，逐步完成內部整合，亞述人屬於北部分支閃米特族群，長期定居底格里斯河上游，依託山地防禦優勢形成強悍尚武的軍事文明，從西元前十世紀開始，亞述開啟持續數百年對外擴張浪潮，西元前 9 世紀至西元前 7 世紀迎來亞述帝國全盛時代，亞述軍隊先後征服整個兩河中下游、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北部、安納托利亞東南部廣袤土地，巴比倫城數次遭到亞述軍隊攻佔，時而直接劃歸亞述行省管轄，時而扶持傀儡附庸國王代管，留在巴比倫故地的原古巴比倫系居民，全部被納入亞述帝國行省戶籍管理體系，承擔賦稅、徭役、兵役，大量底層民眾被亞述統治者強制遷徙調配。
一部分人口被遷往北部亞述本土充當勞工、農奴，一部分被遣往西部敘利亞邊境開墾荒地，人口打散遷徙進一步加速殘存阿摩利後裔的族群消解，原本聚居群落被拆分打散，跨族群通婚變得愈發普遍，阿卡德語內部逐步分化出亞述方言與巴比倫方言兩大分支，巴比倫方言僅在兩河南部民間流通，原生阿摩利詞彙、語法特徵不斷被稀釋。
此時社會層面已經沒有任何人以 “古巴比倫人” 自居，民眾身份劃分只剩下巴比倫城居民、南部蘇美爾舊地居民、亞述居民等地域概念，古老古巴比倫族群的血緣與身份認同基本宣告解體消亡，這是古巴比倫人這個族群概念實質性走向終結的關鍵階段，往後漫長歲月裡，只會存在巴比倫地域居民，不再存在獨立族群意義上的古巴比倫人。
西元前 612 年，迦勒底人聯合米底人攻破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盛極一時的亞述帝國迅速土崩瓦解，原本長期定居兩河下游、同樣屬於閃米特語族分支的迦勒底人領袖那波帕拉薩爾佔據巴比倫城建立新巴比倫王國，時間西元前 626 年至西元前 539 年，也就是後世耳熟能詳的新巴比倫時代，那波帕拉薩爾之子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期間迎來王朝頂峰，大規模重建巴比倫城池，修築宏偉環城城牆、重建馬爾杜克神廟與巴別塔雛形宮殿，傳說中的空中花園也修建於這一時期。
新巴比倫王國統治階層以迦勒底人為核心，境內居民構成極為繁雜，包含早已同化的阿摩利後裔、阿卡德人遺民、少量蘇美爾文化遺存後裔、亞述戰俘、敘利亞遷徙人口、猶太族群、阿拉米游牧移民，新巴比倫時期一個極為關鍵的民族演變趨勢便是阿拉米人大規模湧入兩河流域，阿拉米人是敘利亞草原游牧閃米特族群。
從西元前十二世紀便持續向西、向南遷徙，新巴比倫時代大量阿拉米人進入兩河城鄉從事商貿、手工業、農耕勞作，阿拉米語書寫體系簡便易用，字母文字相較於繁複楔形文字門檻極低，迅速在民間商貿往來、基層日常交流之中快速普及，楔形文字僅保留在神廟祭司、王室史官、專業書記員圈層內部使用，阿卡德語口語開始受到阿拉米語持續擠壓，為後續兩河流域主流語言更替埋下伏筆。
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猶太王國之後，將大量猶太民眾強制遷徙至巴比倫周邊定居，史稱巴比倫之囚，猶太人在兩河下游形成穩定聚居社群，成為這片土地全新的常住民族構成之一，新巴比倫王國境內再也找不到可以界定為古巴比倫人的專屬群體，千年之前阿摩利人建立古巴比倫王國的族群記憶，僅僅留存於神廟泥板古籍與史詩文獻之內，僅作為歷史過往被少數知識階層知曉，普通民眾完全沒有相關族群認同。
西元前 539 年，波斯帝國開國君主居魯士二世率軍攻入巴比倫城，新巴比倫王國未經激烈抵抗便宣告投降，整個兩河流域徹底併入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版圖，成為波斯帝國下轄五大行省之一，定名巴比倫尼亞行省，波斯人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族群，來自伊朗高原，作為外來統治階層凌駕於原有本土各族之上，波斯帝國推行相對包容的民族治理政策，沒有強制消滅本土民俗與信仰，允許巴比倫本土宗教祭祀正常開展，尊重當地商業契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