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戰役之前，中央想讓粟裕帶三個縱隊過江，在敵後開闢根據地。一來可以調動中原國軍，解中原野戰軍壓力，二來為解放全國做準備。這個計劃看上去有理有據——江南是國民黨的心臟地帶，一旦在那裡燃起戰火，蔣介石必然分兵回救，中原的壓力自然就緩解了。可粟裕不這麼看。
他接到指令後，並沒有立即執行，而是向中央直陳了過江的弊端。他分析得極為冷靜：三個縱隊渡江，進入江南敵後，可能調不動敵軍主力——蔣介石未必會為了江南的騷擾而放棄中原。江南固然重要，可中原更是命脈，丟掉中原，江南也守不住。再加上無後方決戰，孤軍深入，彈藥、糧食、兵員都無法補充，凶多吉少。他請求暫不過江，在江北打幾個大仗，先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這份電文寫得坦誠而有力，擺事實，講道理，沒有一句虛言。
中央很重視粟裕的意見。不久，在城南莊中央會議上，決定粟裕暫不過江，在中原戰場打殲滅戰。隨後的濟南戰役、兗州戰役、豫東戰役，都是這一決策的實踐。歷史在這裡轉了一個彎，一個偶然的“暫不過江”，為後來的淮海決戰埋下了伏筆。如果粟裕當時沒有那份堅持，如果中央沒有那份從善如流的胸襟，三個縱隊渡江之後會怎樣？也許會牽動一部分敵軍，也許會在江南陷入苦戰，但淮海戰場上那六十萬解放軍裡，就少了三個縱隊的兵力。少三個縱隊，能不能吃掉黃百韜？能不能圍住黃維？能不能追殲杜聿明？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就是另一段歷史了。
濟南戰役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情況：打援沒打上。當時在徐州的敵人有四十萬，機動部隊有十七萬人，就是邱清泉、李彌的部隊。為了消滅增援濟南的北上之敵，粟裕集結了十八萬之眾，在山東境內設下打援陣地。結果邱李不敢貿然前進，打援沒打上。濟南還是攻下來了，但粟裕心裡並不踏實。那十八萬集結待命的部隊，像一張拉滿的弓，箭沒射出去。粟裕知道，這股勁不能松。他在戰後反覆思考，意識到必須在徐州方向尋求戰機，否則敵人會重新收縮、築固防線。於是，他準備了被稱為小淮海的海州之戰，計劃先打海州、連雲港，切斷敵人退路，調動徐州之敵。中央適時地作了更大規模的戰略部署，決定圍殲黃百韜兵團，淮海戰役格局由此形成。一個最初針對海州的小規模作戰計劃，在逐級放大中，演變成了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
所以，這場決戰既偶然，也必然。偶然的是，它並非一開始就寫在計劃裡，而是因應戰場形勢的變化、敵我調動的反應，一步步被推到了那個規模。必然的是，以徐州為中心的這場較量，其實早已被這片土地的地理宿命所註定。當幾十萬大軍在這片平原上對壘的時候，他們不過是又一次上演了千年來的同一出戲——只不過這次，規模最大，代價最重，結局也最徹底。
在徐州這個四戰之地進行戰略決戰，中央的依據是什麼？是經驗，是領導人的智慧，還有一部書的影響。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中這樣論徐州：“彭城四戰之地，地勢平衍，無崇山峻嶺可恃，而四通八達，控扼齊魯梁宋，襟帶江淮，攻守要衝。不可不守，亦不可死守。”據說毛主席非常喜愛這部書。他在長沙一師讀書時，這部書就成了他的枕頭。晚年，他還親自借出原版研究。淮海戰役，正是這一千年論斷最宏大、最徹底的一次實戰檢驗。
徐州這片平原，幾千年裡打過多少仗，怕是數不清了。項羽在這裡，劉邦在這裡，曹操在這裡，劉備也在這裡。每一個想要逐鹿中原的人，最後都要走到這片土地上，面對一個同樣的問題：你拿徐州怎麼辦？守，守不住；不守，又繞不過去。顧祖禹的答案藏在那句話裡：“不可不守，亦不可死守。”問題是，怎麼才能不死守？
面對同一片平原、同一個樞紐，國共兩黨的戰略選擇截然相反——恰好印證了顧祖禹“善用者勝、死守者亡”的古訓。
國民黨選擇以徐州為據點，重兵蝟集，消極死守。他們把徐州當作要塞來守，將主力集中於城池及周邊點線，以城為守，以守待攻。部隊不敢離開城池主動出擊，生怕失去依託。結果，幾十萬大軍縮在徐州周圍，像一隻蜷縮的刺蝟——渾身是刺，卻邁不開步。解放軍從東、西、北、南多路穿插，國民黨軍只能被動應付，最終被分割包圍，變成甕中之鱉。這正是顧祖禹所警告的：四戰之地而徒守孤城，是自困也。平原上守城，是最危險的事。沒有高山深谷可以憑恃，沒有江河天險可以依託，一座孤城擺在平地上，就像一盤棋裡唯一不能動的子。你不動，別人就可以繞著走、圍著你打、切你的補給、斷你的後路。直到你發現，自己已經不是棋手，而是棋盤上一枚被圍死的棋子。
解放軍的選擇完全不同。他們以徐州為戰區樞紐，打活局、打機動、打殲滅。不直接攻打徐州城，而是打掉徐州的體系——先把外圍的據點一個個拔掉，切斷補給線，阻斷增援通道，讓徐州變成一座孤城。你守城，我就圍城；你等援軍，我就打援；你縮在城裡不敢動，我就先把城外的棋子一個一個吃掉。最乾淨利落的，是那一招攻佔宿縣。宿縣是徐州的命門，鐵路從這裡穿過，補給從這裡經過。拿下宿縣，徐州和南京的聯絡就斷了，幾十萬國軍徹底被孤立在徐州周圍，進退失據。正是“扼其咽喉，動其全身”。此後，解放軍以攻代守，分割殲敵：先打黃百韜，再圍黃維，最後追殲杜聿明集團。每一步都踩在對手的軟肋上。六十萬對八十萬，最終殲敵五十五萬，取得以少勝多的決定性勝利。
淮海戰役以最壯闊的方式，印證了顧祖禹對徐州的千年定論：徐州為四戰之地，非城之險，乃勢之要。善用之，則為天下樞；死守之，則為四面囚。
兩軍對壘，比的從來不只是兵力。比的還有對地理的理解，對時機的把握，對“勢”的運用。蔣介石的將領不是沒有能人。杜聿明、邱清泉、黃百韜、黃維，哪一個是酒囊飯袋？可他們被鎖在了一個錯誤的戰略裡，被“守徐州”這個任務困住了。他們是一流的戰術家，卻困在一個二流的戰略裡。而他們的對手，打的是活局，走的是活棋，每一步都踩在“勢”的縫隙裡。幾十萬大軍在平原上穿插、包圍、分割，像水一樣滲透，像風一樣流動。沒有人可以跟水打一仗——你堵不住它，也攔不住它，它總是能找到你防線最薄的那道縫，從那裡流進來，把你淹沒。那種穿插的密度，那種包圍的速度，那種切割的精準，都不是紙上談兵可以想象的。它需要將領對整個戰場有近乎直覺的把握，需要士兵在連續行軍之後還能保持戰鬥意志，需要後勤在幾十萬大軍的運動中找到補給的辦法。這些，解放軍都做到了。這不是偶然。這是長期戰爭積累下來的經驗、紀律和默契，在平原上的一次集中釋放。
其實顧祖禹的道理，不止適用於徐州，也不止適用於打仗。任何一個看上去非守不可的位置，都藏著一個陷阱——你越覺得它重要，就越容易被它捆住手腳。守城如此，守一個行業、守一個觀念、守一種活法，也是如此。真正難的不是知道自己要守什麼，而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從城裡走出來，去打一場活局。杜聿明撤出徐州的時候，燒了大量的物資，帶著幾十萬人在寒風中往西走。他可能已經知道結局，但他還是要走。陳官莊被圍之後，大軍斷糧，士兵在雪地裡挖野菜、剝樹皮，甚至殺馬充飢。邱清泉突圍時中彈身亡，黃百韜在碾莊戰敗自殺，黃維被俘。這些人在戰場上的結局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共同點是：都被“守”這個字困住了。守徐州也好，守碾莊也好，守住一個打不贏的信念也好——一旦你把自己的命運拴在一個點位上，你的退路就變窄了。
淮海戰役的勝利，不是靠一座城守出來的，是靠走出來的。走，在戰場上比守更難。你決定走的那一刻，就要面對不確定性，面對補給線拉長的風險，面對士兵的疲憊和恐懼。可也只有走，才能把死局走成活局。在平原上，走就是打，打就是走。解放軍用六十萬人，圍住了八十萬人，靠的不是城牆和工事，而是腳步。在那些冬夜裡，在那些泥濘的土路上，在那些被炮火翻過的田埂間，幾十萬人用腳走出了包圍圈，走出了補給線，也走出了勝利。那是中國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行軍。沒有人統計過那些士兵一共走了多少里路，但每一個參加淮海戰役的老兵，都記得那雙走爛了的鞋。
那場戰役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徐州如今是一座安靜的城市，街道寬闊，車來人往。站在城外的平原上，風從田野上吹過來，帶著泥土和莊稼的氣息。麥子一茬一茬地長，一茬一茬地割，土地依然是幾千年前的那片土地。只是那些在平原上奔跑、穿插、包圍的隊伍，那些在冬夜裡趕路計程車兵，那些在戰壕裡寫家書的人，都已經不在了。
只剩顧祖禹的那段話，還留在書頁裡，等著下一個讀到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