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道，到了廠裡，領導卻搖頭說 “不行”。
原來廠裡覺得出納是關鍵崗位，得找 “靠譜”的人，吳騫這“託關係進來的”，他們不放心。
吳騫沒辦法，只能又找街道出面，跟廠方掰扯。
一來二去，拉鋸了快一個月，廠方終於鬆口了，卻把他的崗位調成了儀表車床操作工，月薪也從預期的25元降到了18 。
這一下，吳騫的心涼了半截，可再不滿意，也只能先幹著——總比待業強。
車床車間的日子，對吳騫來說就是煎熬。
他高度近視，平時看東西就模糊，幹粗活還能應付，可一到打磨刀具，眼前就像蒙了層毛玻璃，精細的地方根本看不清。
老師傅在旁邊急得首跺腳，呵斥他 “眼睛長哪兒去了”，可他越急越出錯，周圍同事的輕視和鄙夷的目光，像針一樣紮在他身上。
幹了沒幾天，吳騫的境遇突然變了——他被調到了廠辦公室，幹抄寫文書的活。表面上看，這是好事，畢竟他識字，比在車間裡幹體力活體面。
可吳騫心裡卻堵得慌，那種失落和壓抑，比在車間裡還難受。
每天坐在辦公桌前，機械地抄寫報表，鋼筆尖在紙上劃過，留下的每一道墨痕，都像在跟他說：“吳騫，你這輩子就這樣了，沒什麼出息了。”
他不甘心。難道自己這輩子就要在抄抄寫寫中消磨掉？吳騫天天琢磨著怎麼能擺脫這種日子，可現實太殘酷了——除了在這兒熬著，他沒別的路可走。
要是辭職，就只能重回待業的深淵，那種無依無靠、看不到未來的彷徨，他再也不想經歷了。
這種窒息感，讓吳騫想起了1974年高中畢業後的日子，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
背上 “待業青年” 的包袱後，他在家無所事事地晃了三年，每天都覺得自己像個多餘的人。
那些年的幾件事，首到現在想起來，吳騫還覺得頭皮發麻。溫州是處理海峽兩岸關係的前沿地帶，國營企業沒幾家，找工作比登天還難。
除非家裡有人在廠裡上班，能“頂替”崗位，不然想有份正經工作，門都沒有。
吳騫每天蹲在家門口，看著上下班的人匆匆走過，心裡的羨慕像鈍刀子割肉，一下下疼得厲害。
他能找到的活，只有每年舊曆年底，去父親所在的國營年糕廠做臨時工。那一個多月，日薪1.17元，不管飯，連碗熱湯都喝不上。
那會兒溫州市區每人每月計劃供應2斤年糕，這活兒全靠年糕廠，一到年底，廠裡忙得腳不沾地，就需要臨時工。吳騫一干就是好幾年，對年糕的感情特別複雜——既恨這份活計的辛苦，又依賴它帶來的微薄收入。後來他還寫了篇《年糕世家》，專門講這段日子，發表後還挺多人喜歡。
除了年糕廠，吳騫還幹過幾次泥水小工，每次都幹不長。最苦的是在中山橋工地的那兩個月。那活不用技術，全靠力氣，給泥工師傅打下手。
他個子不到1米6，體格又瘦，卻要推著裝滿溼水泥的小推車，還要挑磚頭、石子。沒幾天，脖子就被太陽曬得蛻了皮，手掌和肩膀磨出了一串水泡，破了又磨，磨了又破，疼得鑽心。
可他不敢偷懶，只能咬著牙，使出渾身力氣幹活。每天累得倒頭就睡，肚子餓得咕咕叫，渾身哪兒都疼，那種苦，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還有一次，他在信河街郵電局後面的小巷裡，找了個家庭作坊的活。作坊裡就五六個人，用砂輪打磨小軸承的平面，吳騫到現在都記不清那些軸承是幹啥用的。
幹了沒半個月，有一天他去上班，發現作坊沒了——連機器帶工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工錢也沒地方要了。那段日子，他覺得自己就像個無根的草，風一吹，就不知道飄到哪兒去。
打零工不是長久之計，吳騫也想過別的出路。可那時候大學只招工農兵學員，要 “又紅又專”，他既不是工人，也不是農民，更不是軍人，上大學的路徹底斷了。
家裡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去了黑龍江支邊，另一個姐姐當了工人，沒人能幫他。他高度近視，連當兵的夢想也碎了。
那幾年，吳騫像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撞，三次嘗試改變命運，結果都像笑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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