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滿是鮮明的時代印記。
報名處每天都在上演悲喜劇：
有38歲的老知青因為超齡被拒，當場昏厥在報名點；有謊報年齡的插隊青年，在政審時露了餡，紅著眼眶離開；初試考場裡，三十多歲的考生盯著試卷，雙手抖得厲害，鋼筆尖把紙都戳破了；有人把志願表當成“天書”，竟把“考古系”錯看成“煤礦勘探”專業；某省的物理卷裡出現了蘇聯教材的原題，會俄語的考生一下子成了“黑馬”；體檢時，有個女生因為查出肺結核被刷下，她拿著X光片，對著太陽看了整整一天，眼淚把片子都打溼了……最終570萬考生走進考場，錄取率只有4.8%，相當於每個考場裡，只有前兩排的人能考上。
這些故事，都成了那個年代最難忘的集體記憶。
一場緊張的考試過後，吳騫的神經一首繃著，連續好幾晚都做著同樣的夢：夢裡他走進正式考場，監考老師正用熱水化開凍住的墨水，卷子上的油墨香混著考場裡淡淡的黴味，窗外飄著皚皚白雪。
他握著筆，突然想起五年前那個批鬥老師的下午，而此刻筆下解的，正是當年那位被說成“反動學術權威”的老師，偷偷教給他的洛必達法則。
高考的神秘感越來越濃，吳騫攥緊了手裡的課本，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不管多難，都要抓住這改變命運的機會。
1977年11月，當全國考生都在為即將到來的高考挑燈夜戰時，安徽省淮南市教委教研室裡，一場關乎無數人命運的“特殊任務”正悄然拉開序幕。
“快！馬上回家，準備30斤全國通用糧票！”上午九時許，中教科科長黃明詩風風火火地闖進教研室，打破了原本的寧靜。
冬日的陽光懶洋洋地灑在堆滿資料的辦公桌上，化學教研員王家聲正攥著《安徽日報》看得入神，頭版“我省高考12月10日開考，採取分省自主命題” 的黑體標題格外醒目。
王家聲抬頭，滿臉疑惑：“開會？啥會這麼急？還要30斤糧票？這得開多久啊？”
他放下報紙站起身，看著黃明詩焦急的神色，心裡泛起嘀咕——往年參加教研會議，至少提前幾天會收到通知，哪有這麼倉促的？
“省教委緊急開中學教材研討會，要從咱們淮南抽一名化學老師、一名地理老師，市教委定了，化學組派你去！”黃明詩抓起王家聲桌上那隻還冒著熱氣的大搪瓷缸，仰頭 “咕咚咕咚” 灌了好幾口濃茶，茶水順著嘴角往下滴，他都沒顧上擦。
“教材研討會？至於這麼急嗎？我還得準備啥？”王
家聲越想越覺得不對勁。他在教研系統待了十幾年，從沒見過這麼反常的陣仗——沒有正式檔案，只有口頭通知，還催著立刻出發，這裡面肯定有貓膩。
他隱約覺得，這“研討會”恐怕沒那麼簡單，只是黃明詩不便明說，只能靠自己琢磨。
“別問了！現在就回家，帶30斤全國通用糧票和生活用品，今天必須趕到合肥報到！” 黃明詩把搪瓷缸“哐當”一聲撂回桌面，茶水濺出來灑了一地，他轉身就往外跑，還不忘回頭喊：“抓緊時間，別耽誤了！”
王家聲端起還在晃悠的搪瓷缸，試著喝了一口，“噗”的一聲又噴了出來——茶水燙得他舌尖發麻，呲牙咧嘴半天。他實在納悶，黃明詩剛才是怎麼忍著燙把茶灌下去的。
情況緊急，容不得多想。
王家聲趕緊收拾手提包，騎上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腳踏車往家趕。
到家後，他先翻出家裡的積蓄，跑到糧店兌換 30 斤全國通用糧票——要知道，那時候城鎮居民一個月的口糧定量也就30斤，這意味著會議很可能要開一個月！
接著，他手忙腳亂地打包衣物、洗漱用品，還把平時常用的化學教研資料塞進包裡，生怕到了合肥用得上。
臨出門時，王家聲才想起沒跟愛人交代。
他急得滿頭大汗，從牆上撕了張舊掛曆紙，潦草地寫了幾句：“臨時去合肥開教研會，帶了30斤糧票，勿念”，又用兩個沉甸甸的茶碗把紙壓在桌上——既怕風吹走，又怕家裡的老鼠啃了。雖然知道這擔心有點多餘，可做完這些，他心裡才踏實了些。
揹著鼓鼓囊囊的大包，王家聲擠上公交車去火車站。車裡人擠人，他被夾在中間，包硌得肩膀生疼，卻連動都動不了。
好不容易坐上火車，聽著車輪 “哐當哐當” 的規律聲響，他懸著的心才漸漸平復。
閉目養神時，王家聲開始琢磨這趟行程：離高考開考只剩二十來天，正是考生最緊張的時候，省教委為啥要在這時候開“教材研討會”？還一下子要帶一個月的糧票？而且報到這麼倉促，連具體會期都不說…… 他越想越覺得，這事肯定跟高考有關，可沒有證據，只能在心裡打鼓。
下午三點多，火車抵達合肥。王家聲揹著包一路打聽，趕到省教委，卻被告知報到地點在長江飯店——那可是當時合肥市最好的賓館之一，平時只有重要會議才會安排在那。他心裡更疑惑了：一個普通的教材研討會，至於這麼隆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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