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防隊員的手電筒光刺破雨幕時，李阿姨拽著老王的手突然鬆了。老王像攤爛泥似的滑坐在地，後背撞在門框上，發出“咚”的悶響，他張著嘴喘氣，雨水混著血從眉骨往下淌，在下巴匯成水珠，滴在胸前的衣襟上，暈開一朵朵深色的花。
“你瘋了！”聯防隊員踹開半掩的門，光柱掃過李阿姨的臉——她的眼睛瞪得滾圓，瞳孔裡映著陽臺外的漆黑雨夜，嘴角卻向上翹著，露出兩排發黃的牙，像在笑。她的右手還保持著拽人的姿勢，手指彎曲，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指甲縫裡嵌著老王襯衫上的布料纖維。
“他擋著路了。”李阿姨的聲音平得像一潭死水，她緩緩轉過頭，光柱下，她的脖頸處有一道深色的勒痕，像是被什麼東西纏過，“大姑娘要出去透氣，他不讓。”
“什麼大姑娘小姑娘！”聯防隊員把老王扶起來，老王的胳膊搭在隊員肩上，像條脫力的蛇，“深更半夜鬧什麼？再鬧就帶你回所裡！”
李阿姨沒理，徑直走向陽臺，趴在欄杆上往外探。雨絲打在她臉上，她卻像沒知覺似的，頭髮被風吹得貼在臉頰，露出耳後一塊青紫色的印記，像被人擰過。“她怕光。”她突然說，聲音輕飄飄的，“你們的燈太亮了。”
老王突然掙扎起來，指著李阿姨的後背，喉嚨裡發出“嗬嗬”的聲音。聯防隊員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李阿姨的睡衣後背，有一塊深色的水漬，正慢慢往下淌，形狀像只細長的手，指尖快摸到她的腰了。
“邪門了！”隊員罵了句，架著老王往外走。經過李阿姨身邊時，老王突然爆發出力氣，掙脫隊員，抓起門後的拖把就往陽臺掄。拖把杆撞在欄杆上，發出“哐當”巨響，李阿姨尖叫一聲，抱著頭蹲下去，後背的水漬猛地縮了回去，像活物似的。
“她怕這個！”老王的聲音嘶啞得像被砂紙磨過，他掄著拖把又要打，被隊員死死按住。“她天天晚上出來！貼著牆根走！你看那牆！”
隊員往牆上照，光柱下，斑駁的牆皮上確實有一道深色的痕跡，從陽臺一直延伸到客廳，像是什麼東西拖出來的，邊緣還沾著幾根細長的黑髮。
那天后，老王搬到了廠裡的宿舍。李阿姨家的陽臺再也沒掛過紅布，只是每到雨夜，鄰居們總能聽見她在屋裡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有時像在哄孩子，有時又像在吵架。有次我半夜起來喝水，聽見她喊：“別拽！那是老王的衣服！你要穿我給你做新的！”
第二天一早，我看見李阿姨蹲在樓道里燒衣服，火苗舔著老王那件帶血的襯衫，她的臉被映得忽明忽暗，嘴角始終掛著那抹詭異的笑。風捲起紙灰，粘在她花白的頭髮上，像落了層雪。
玲子的牌位和鄰村男孩的牌位並排放進了奶奶的樟木箱，箱底墊著塊紅布，是奶奶年輕時的嫁衣料子。我爸說，那天把牌位放進去時，他聽見“咔噠”一聲，像有什麼東西扣上了鎖，可箱子明明是敞著的。
“別是裝了活物吧。”我媽摸著箱蓋，手指在雕花上蹭來蹭去。樟木的香氣裡，總混著點別的味，像廟裡的香灰，又像潮溼的黴味。
“裝的是死魂靈。”奶奶敲了敲菸袋鍋，菸灰落在紅布上，“比活物更難纏。”
自那以後，我家的衣櫃就沒安生過。玲子的哭聲不再是細細的貓叫，變成了尖利的笑，尤其是在半夜，像指甲刮過玻璃，聽得人頭皮發麻。有次我媽起夜，看見衣櫃門縫裡透出紅光，像有人在裡面點了蠟燭。她壯著膽子拉開一條縫，只見紅布鋪在箱底，兩個牌位並排躺著，牌位前的小香爐裡，插著三根香，香灰直直地豎著，沒掉下來一點。
“邪門了，沒人點香啊。”我媽嚇得縮回手，衣櫃門“吱呀”一聲自己合上了。第二天早上，她發現香爐裡的香燒完了，灰燼堆成個小山，而箱底的紅布上，多了兩個小小的腳印，像光著腳踩上去的。
我爸脖子上的黑石頭是託人從五臺山求來的，據說是高僧開過光的黑曜石。他戴上的那天，衣櫃裡的笑聲就停了，只是半夜總能聽見抽屜響，拉開一看，裡面的襪子總被纏成一團，像有人故意打結。我爸試著把襪子擺整齊，第二天照舊纏成死結，結上還沾著根紅頭繩——跟玲子牌位前的那根一模一樣。
“她還沒消氣。”奶奶把紅頭繩扔進火盆，火苗“騰”地竄起來，映出她滿臉的皺紋，“那男孩不願意跟她，牌位上的字都被水泡了。”
我們跑去看，果然，男孩牌位上的名字暈開了，墨跡順著木紋往下流，像在哭。而玲子的牌位乾乾淨淨，連點灰都沒有。
“得換個伴。”奶奶吧嗒著菸袋，“找個心甘情願的。”
這次找的是個早夭的戲子，據說生前唱花旦，死的時候還穿著戲服。對方家裡窮，收了我家兩袋米，就把牌位送了過來。換牌位那天，奶奶讓我爸用紅線把兩個牌位系在一起，紅線要在正午的太陽下曬過，說是能鎖住魂魄。
我爸系的時候，紅線突然斷了，斷口處像被什麼東西咬過，毛茸茸的。他再系，又斷了，手指還被割出個小口，血滴在紅線上，紅線瞬間變成了紫黑色。
“不願意。”奶奶的臉沉下來，“這戲子生前是角兒，傲氣，看不上玲子。”
那天晚上，衣櫃裡的笑聲又響了，比以前更尖，還夾雜著唱戲的調子，咿咿呀呀的，聽得人心裡發慌。我爸的黑石頭突然發燙，燙得他半夜驚醒，發現石頭上沾著點黏糊糊的東西，像化開的糖，甜膩膩的。
“是糖葫蘆。”奶奶看著石頭上的痕跡，突然嘆了口氣，“玲子小時候最愛吃糖葫蘆，她哥總給她買。”
我爸愣住了。他想起小時候，每次領工資，他都先去街口的糖葫蘆攤，買一串最大的，玲子踮著腳搶，糖渣掉在衣服上，黏糊糊的。有次她吃多了牙疼，哭著說再也不吃了，可第二天還是纏著要。
“我去給她買串糖葫蘆吧。”我爸摸著發燙的石頭，聲音有點抖。
那天半夜，他真的去了街口，糖葫蘆攤早收了，只有個賣烤紅薯的老頭。他買了個最大的紅薯，揣在懷裡，一路跑回家，把紅薯放在玲子牌位前。紅薯的熱氣燻得牌位上的字都模糊了，樟木箱裡的黴味淡了點，多了股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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