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頻道那端，是幾秒鐘的沉默。文清遠幾乎能想象出歐陽珏在聽到他聲音時，那瞬間凝神、身體微微前傾的專注姿態，以及鏡片後驟然亮起的、混合了期待與緊張的銳利光芒。
“文先生，”歐陽珏的聲音終於傳來，比平時更加沉穩，也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緊繃，“請說。”
“我同意加入‘回聲計劃’。”文清遠清晰地吐出了這幾個字，沒有猶豫，也沒有多餘的修飾。他能感覺到，在說出這句話的剎那，自己內心深處那根一直緊繃的弦，似乎“錚”地一聲，被徹底拉到了某個極限，帶來一種混合了決絕與解脫的空洞感。
頻道另一端傳來一聲幾不可聞的、悠長的呼吸，彷彿是懸著的心終於落下，又像是壓抑的興奮終於找到了出口。“很好！文先生，我就知道，你會做出最明智、也最勇敢的選擇！這將是載入史冊的一步……”
“但是，”文清遠打斷了他尚未完全展開的激動話語，語氣依舊平穩，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度，“我有條件。不是之前的那些泛泛而談，是基於完整方案細節的、具體的、必須被寫入正式合作備忘錄、並獲得‘方舟’最高管理委員會書面確認的條件。如果這些條件無法得到滿足，‘回聲計劃’可以尋找其他參與者，或者，我繼續留在這裡，接受‘保護性’治療。”
他將“但是”之後的轉折，說得斬釘截鐵，沒有絲毫迴旋餘地。這既是在亮出底牌，也是在為接下來的談判定下基調——他同意合作，但絕不是無條件的、被動的合作。
歐陽珏那邊再次沉默了片刻，但這次，語氣中多了幾分真正的嚴肅和審慎：“文先生，請講。只要是合理的，有助於計劃安全和推進的，我們都可以談。”
“第一，關於‘個人狀態模型’。”文清遠開始逐條陳述，語速不快，確保每個字都清晰無誤，“我同意模型構建需要資料，也理解‘有限的、可控的波動’可能對校準模型有幫助。但必須明確界定‘有限’和‘可控’的具體量化標準。任何旨在誘發我狀態波動的操作，無論是藥物、環境變數，還是資訊刺激，都必須提前二十四小時向我提供詳細方案、預期目標、風險評估和所有應急預案，並獲得我的書面知情同意。每一次此類操作，沈巍醫療官必須全程在場並擁有最高現場處置權。模型的所有資料和預測結果，我必須擁有不受限制的、即時的查閱許可權。模型的任何修正和引數調整，都必須通知我，並解釋原因。”
這是要確保在將他“資料化”的過程中，他本人不至於完全淪為被任意擺佈的試驗品，並保留對自身狀態最基本的知情和監督權。
“可以。”歐陽珏回答得很快，似乎這些在合理範圍內，“我們會將具體的量化標準和操作流程細則化，寫入備忘錄。沈醫生的現場處置權可以確認。資料查閱許可權……即時的、不受限制的可能涉及核心演算法安全，但可以保證你在處理後、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時間獲得與你自身狀態相關的所有關鍵資料和分析報告。”
這是一個合理的妥協。文清遠沒有糾纏，繼續下一條。
“第二，關於‘資訊場探測陣列’和相關實驗。”他的語氣變得更加凝重，“所有探測陣列的部署、校準、執行引數，我必須擁有完整的知情權。任何嘗試‘接收’或‘放大’我‘共振’訊號的實驗，其訊號增益、濾波範圍、資料儲存策略，必須經過我確認。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定向資訊互動’實驗開始前，必須滿足三個前提：一，我的‘個人狀態模型’必須透過獨立專家組的穩定性驗證，預測準確率達到95%以上，並穩定執行至少一個月；二，沈巍醫療官必須出具書面證明，確認我的神經、精神、生理狀態處於‘回聲計劃’定義的最佳安全閾值內；三，必須完成至少三次針對該次互動目標的、完全模擬的、無人參與的‘全流程沙盤推演’，驗證所有安全措施和應急預案的有效性，推演結果需經包括我在內的核心小組全體確認。”
他幾乎是在為未來的“互動”實驗設定重重關卡，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冗餘。“而且，”他補充道，聲音低沉而有力，“任何‘互動’實驗，無論規模多小，都必須由我本人，在意識完全清醒、且有充分心理準備的情況下，親自、手動觸發‘啟動’指令。任何自動觸發、遠端觸發，或在我非清醒狀態下進行的嘗試，都將被視為對協議的嚴重違反，我有權單方面終止合作，並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自身的權利。”
這是將最終的執行按鈕，死死抓在了自己手裡。他絕不允許在自己不知情或無法控制的情況下，被強行推入危險的互動狀態。
歐陽珏那邊的沉默更長了些。文清遠提出的條件，極大地限制了實驗的“靈活性”和“效率”，尤其是將最終啟動權完全交予他本人，這意味著“中心”無法繞過他進行任何操作，也增加了實驗計劃因他個人狀態或意願而隨時中斷的風險。
“……文先生，你的謹慎，我理解，也尊重。”歐陽珏最終緩緩開口，語氣中帶著明顯的權衡，“關於前提條件和安全驗證，我們可以寫入備忘錄，並嚴格執行。但最終啟動權完全交予你個人……這可能會在緊急情況或某些特殊實驗視窗期，帶來延誤甚至錯失良機的風險。我們是否可以設定一個‘聯合授權’機制？比如，需要你和沈醫生，或者加上我，共同授權才能啟動？”
“不。”文清遠斷然拒絕，沒有絲毫商量餘地，“只有我本人。我的意識，我的生命，必須由我自己掌控最後的開關。這是底線。任何‘緊急情況’或‘特殊視窗’，都不能成為繞過我個人意願的理由。如果因為我的狀態不佳或主觀拒絕而導致實驗延誤，那是計劃必須承擔的風險，而不是可以犧牲我個人自主權的藉口。”
他的態度異常堅決。他知道，在這個問題上，一旦讓步，就意味著將自己徹底交給了“方舟”的“科學判斷”和“緊急處置權”，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通訊頻道里安靜了足足有十幾秒。文清遠能聽到那邊隱約傳來的、手指輕輕敲擊桌面的聲音，顯示出歐陽珏內心的激烈權衡。
“好吧。”歐陽珏終於妥協了，聲音裡帶著一絲無奈，但更多的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平靜，“最終個人啟動權，可以寫入備忘錄。但相應的，文先生，你也必須承諾，在計劃執行期間，盡最大努力保持狀態的穩定和可控，在非極端情況下，不無故拒絕符合安全條件的實驗安排。我們需要建立基本的互信和合作效率。”
“只要安全條件得到滿足，且實驗目標明確合理，我不會無故拒絕。”文清遠給出了承諾，但加上了限定條件。
“第三，關於應急預案和‘最終處置’。”文清遠的聲音變得更加冰冷，他直接點出了那個最殘酷的條款，“我理解並接受，在極端情況下，為了阻止不可控的資訊汙染擴散，可能需要進行最高級別的隔離甚至……處置。但條款必須修改。任何針對我的‘最終淨化’決策，不能僅由‘方舟’內部或‘龍牙’單方面做出。決策必須經過一個獨立的、由外部專家（非‘中心’直接隸屬）和倫理委員會組成的複核小組審議，並且，在最終命令下達前，必須給予我……最後陳述和申辯的機會，哪怕是透過加密通訊。同時，我的所有研究資料、個人記錄、以及關於林默他們的發現，在處置後，必須有確保其不會被濫用於危險目的、或對相關人員進行打擊報復的妥善保管和封存方案。”
他在為最壞的結局，爭取最後一點尊嚴和對“遺產”的保護。他不希望自己死後，所有的痛苦和發現，都成為“中心”檔案庫裡冰冷的編號，或者成為對付其他可能存在的、類似他這樣的“特殊個體”的工具。
歐陽珏這次沉默了更久。文清遠提出的，觸及了“方舟”這類高度保密機構的核心處置許可權和機密管理原則。
“……文先生，你這個要求……非常特殊。”歐陽珏的聲音帶著前所未有的凝重，“引入外部複核和最後陳述，涉及到最高級別的安全條例。我需要請示泰山將軍和‘龍牙’。至於資料封存和防止濫用……原則上，所有研究資料都有嚴格的保密和使用規定。但我們可以探討，在備忘錄中加入專門的、關於在極端情況下，對與你直接相關的核心資料和發現的特殊保管與使用限制條款。”
這已經是一種極大的讓步。文清遠知道，讓“方舟”完全同意外部複核和最後陳述，可能性極低。能得到關於資料保護的專門條款承諾，已經算是意外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