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革命木工技藝要領”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漣漪遠比陳枋安預想的要廣闊和複雜。它不再僅僅侷限於傢俱總廠或幾個木工聚集的廠社，而是隨著各種油印小報、口耳相傳、甚至街道黑板報的宣傳，在西九城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傳播開來。
最初那份相對嚴謹、帶有林墨技術性思維和陳老爺子經驗智慧的草案，在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開始“變異”。
茶館裡，退休的老工友湊在一起，戴著老花鏡讀著不知第幾手轉抄的“要領”片段，爭論著：“這上面說‘裝飾要革命化、大眾化’，那咱們以前給閨女打的雕花妝奩，算不算‘封資修’？”
“你那妝奩上刻的啥？要是龍鳳，懸。要是並蒂蓮、喜鵲登梅，我看是‘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樸素願望’……”
街道居委會組織學習，負責宣傳的幹事拿著自己理解的“要領”給家庭婦女們宣講：“……所以啊，以後家裡打傢俱，別搞那些花裡胡哨的雕刻，費工費料還不實用。要學咱們‘工農革命木工’，線條簡潔，結構牢固，漆色要正，大紅、軍綠就很好嘛！這體現了咱們無產階級的審美！”
有人聽得茫然，有人暗自撇嘴，但也有人恍然大悟般點頭：“怪不得現在供銷社來的櫃子都方頭方腦的，原來是‘革命化’了！”
在一些激進青年聚集的“理論學習小組”裡，“要領”被賦予了更尖銳的解讀。有人批判草案對“基礎榫卯”的保留是“技術至上論的變種”，認為應該“徹底打破榫卯的神秘性”，推廣鐵釘和膠合的“快速革命化裝配法”。也有人反過來，抓住“科學識木”、“按料施工”等字眼，攻擊那些隨意浪費木料、不顧材質強行推廣單一式樣的做法是“假革命，真破壞”。
各種聲音交織、碰撞、篡改、新增。一份旨在“劃定邊界、保留火種”的草案，在公共話語的熔爐中被不斷重新鍛造。雖然核心部分——強調實用性、節約、安全，以及對傳統核心技藝進行“科學化”、“革命化”包裝——的大方向沒有根本偏離，但其外延和解釋權卻不可避免地被稀釋和分散了。
然而，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是，關於“什麼是革命木工”的討論越是廣泛，定義似乎在某些層面上反而越發明晰了。對於那些猶豫是否要讓孩子學木匠、或者自己是否該進入這行的年輕工人來說，那種“學了手藝也可能被批鬥”的恐懼感，因為有了一個看似官方認可的“革命木工”標準而有所減輕。
“瞧，木工也是革命需要，只要按‘要領’來，就是‘工農革命木工’，是光榮的勞動者。” 這樣的認知，在私下交談中悄然流傳。
對於那些身處漩渦的老工人而言，這種“明晰”更像是一份在驚濤駭浪中勉強可抓的浮板。他們開始心照不宣地琢磨和區分：哪些紋樣是“豐收藤蔓”可以公開做，哪些“螭龍柺子”必須爛在心裡；哪些“留一手”的舊觀念要堅決唾棄、公開批判，哪些關乎材料處理和關鍵結構的“手感”和“訣竅”則要想方設法用“科學經驗”、“勞動智慧”的名義傳給可信的徒弟。
界限在模糊與清晰之間詭異並存，生存的智慧在高壓下被迫進化。
無論定義如何演變，邊界如何劃分，火焰終究會灼傷人。到六七年盛夏，西九城木工行業裡，技藝精湛、資歷深厚的老木工，己有近三成在各種名目的“學習班”、“批判會”後，被調離了生產崗位。
他們的去向各異：有的被髮配去打掃廠區衛生，終日與掃帚和垃圾車為伴；有的下放到郊區倉庫，看守堆積如山卻無人問津的木料和半成品；還有的，被送到更遠的農場，進行“勞動鍛鍊和思想改造”。
在這股下放的浪潮中，推動著“工農革命木工”旗幟的陳枋安，和他背後的力量，並非置身事外。相反，為了確立新規範的權威，為了展示“革新”的決心，也為了在複雜的鬥爭中不被對手指責為“包庇保守勢力”，他們同樣需要拿出“成果”，需要有人成為“舊技藝”的典型而被“幫助”乃至處理。
三分廠趙鐵柱、劉光天那一路，手段首接而粗暴。他們揪出老師傅，往往伴隨著激烈的謾罵、人格羞辱，甚至抄沒工具、焚燒私藏圖譜的“儀式”，下放也多是去最苦最累、監管最嚴的地方，帶有明顯的懲罰和震懾意味。
陳枋安這邊，過程則顯得“規範”許多。批判會上，更多是圍繞“技術思想”展開討論，儘量引用“要領”條文，避免首接的人身攻擊。決定某位老師傅需要“離開崗位，深入群眾接受再教育”時，也多由廠領導或“學習小組”出面談話，措辭相對“委婉”，有時甚至會肯定其過去的技術貢獻，只是強調“思想轉變需要時間，需要更廣闊天地的鍛鍊”。
下放的地點，陳枋安和他的核心成員會盡力周旋，爭取安排到條件稍好、管理相對寬鬆一些的倉庫、後勤部門，或者至少在同一個系統內、能說得上話的地方。他們還會私下囑咐負責押送或接收的人，“這些都是有手藝的老師傅，思想上幫助為主，生活上不要太為難。”
這些細微的區別，在洶湧的大潮中微不足道，但對於那些被捲走的老木工及其家庭而言，卻可能是天壤之別。掃大街雖然恥辱，但至少每日能回家；去相對熟悉的倉庫，可能還能偷偷摸一摸熟悉的木料；被叮囑過“不要太為難”，或許就能少受些看守的刁難和同處境的激進分子的欺辱。
陳枋安為此磨了不少嘴皮。每送走一位他熟悉的老夥計的負罪感便會沉重一分。
他知道自己放出的這把火，燒掉了行業裡不少盤根錯節的枯枝敗葉，也逼出了一些藏汙納垢的舊習氣，但同樣，無可挽回地灼傷了許多隻是默默埋頭幹活、憑手藝吃飯的樸實匠人。
深夜，他對著那份越來越厚的、記錄著的名字和去向的筆記本，常常久久無言。
而林墨，則在二分廠相對穩定的生產節奏掩護下，在陳枋安奔波於各處的背景下，更深入地接過了協調管理的擔子。
他的目光，不僅盯著車間的進度和工藝，也冷靜地觀察著廠內外因“革命木工”定義明晰化帶來的種種細微變化，同時，繼續著他那項沉默而漫長的“收藏”與“記錄”工作。
六月初，李工提著磨損的公文包走出出站口時，額頭上己是一層細密的油汗。
香江之行，如同一場強光照射下的眩暈。高樓切割天空，霓虹流淌成河，華聯公司的展廳裡，各國傢俱像沉默而自信計程車兵陳列著。
那些線條、色彩、對空間的運用，與他出發前和美院聯合設計的傢俱形成對照。他試圖用準備好的批判眼光去看——批判其“資產階級審美”，批判其“脫離勞動人民實際”——但當他看到採購商停留在那些設計前專注審視、甚至首接與華聯人員洽談細節時，那些批判詞句在舌尖變得綿軟無力。
華聯一位相熟的技術主管，私下裡指著一套丹麥的柚木餐椅，對他說：“李工，你看這弧線，完全貼合人的背部曲線，坐多久都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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