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Shirley看著車子消失的方向，“她應該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顧思源在給她鋪路。”
“那我們明天……”
“按原計劃。”Shirley轉身走向酒店大堂，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聲音清晰而穩定，“但所有資料，再核對一遍。特別是那三個專案的政策風險模擬——顧雨霖是劍橋金融碩士，她看得出來漏洞。”
回到房間，她脫掉高跟鞋，赤腳走到窗前。
窗外，SZ的夜景璀璨得像一場永不落幕的電子煙花。她開啟筆記本，調出明天要演示的PPT，一頁頁翻過去。
資料。圖表。模型。風險評估。
一切都完美。
完美得像顧雨霖說的——“正確得滴水不漏”。
她閉上眼，手指按了按太陽穴。
眼前閃過一些畫面：很多年前，她第一次參加這種級別的談判，緊張得手心出汗，在衛生間裡反覆背資料。後來是紐約，是倫敦，是香港……一場又一場，一年又一年。
她學會了永遠保持微笑，學會了怎麼回答各種刁鑽問題，學會了在對方說“你太正確了”時，禮貌地回答“謝謝誇獎”。
也學會了，把某些時刻——比如三萬英尺高空的那次擦肩，比如爛尾樓雨夜的火光——鎖進記憶最深處，然後繼續扮演那個“正確”的Shirley。
因為這個世界，韓安瑞們只相信“正確”。
不相信“感受”。
她睜開眼，手指在鍵盤上敲下一行字，加在PPT的最後一頁：
【真正的風險，往往隱藏在所有人都認為‘正確’的路徑之外。】
然後儲存，合上電腦。
窗外，夜色深重。
明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
而她，已經準備好了。
用她這些年學會的一切——那些“正確”的、精緻的、毫無破綻的一切——
去贏。
.
上午八點五十九分，深灣一號頂層會議室。
巨大的環形落地窗外，海水在晨光裡泛著鐵灰色的光。會議室中央的長桌是整塊黑胡桃木，桌面上除了礦泉水瓶和電子桌籤，空無一物——這是顧家的規矩：真正的談判桌上，不該有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東西。
Shirley坐在客位第一席，左手邊是威廉，右手邊是團隊的資料分析師和技術顧問。她面前攤開一本皮面筆記本，但沒拿筆，雙手交疊放在桌沿，指尖微微相觸，像某種靜默的手印。
對面主位空著。
九點整，門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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