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變結束,李建成、李元吉身死,唐高祖李淵被迫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大局已定,李世民論功行賞,拜高士廉為太子右庶子,留在東宮輔佐自己處理朝政,大小國策,時常詢問他的意見。貞觀元年,李世民正式登基稱帝,即刻提拔高士廉為侍中,掌管門下省,參與朝廷最高決策,封義興郡公,賞賜九百戶實封,風光無限。
高士廉儀表端莊,談吐文雅,每次朝堂進言勸諫,言辭溫和卻切中要害,文武百官都十分敬重,但凡他有所奏請,滿朝文武都會凝神傾聽。可伴君之路從無一帆風順,不久後,一件小事,讓高士廉被貶出京城。
當時黃門侍郎王珪有一份密奏,託付高士廉轉交給唐太宗。高士廉看完密奏內容,認為時機不妥,便暫時壓下奏摺,沒有及時上報。太宗得知此事,認為高士廉擅自截留朝臣密疏,有損朝堂言路通暢,雖無惡意,仍將他貶為安州都督,不久後調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前往蜀地治理西南,遠離長安朝堂中心。
驟然被貶外放,換做其他權貴外戚,難免心生怨懟,可高士廉毫無怨言,收拾行裝即刻前往益州上任,反倒把這次外放,做成了造福一方百姓的政績,在巴蜀之地留下千古美名。
抵達益州後,高士廉第一件事便是走訪民間,體察蜀地風土民情。當時巴蜀地域民俗淺薄落後,百姓普遍畏懼鬼神、厭惡病患,家中父母病重垂危,子女不願近身照料,只用木棍挑著飯菜,遠遠放在屋外,隔空餵食,全然不顧至親病痛,孝道淪喪;同時當地好勇鬥狠,鄰里極小矛盾便聚眾鬥毆,偷盜、祭祀巫蠱之事層出不窮,教化長期缺失。
見此亂象,高士廉沒有簡單頒佈嚴苛法令強行約束,而是因地制宜,溫和教化。他下令各州縣官吏下鄉宣講孝道倫理,設立鄉學,向百姓宣講侍奉父母、友愛鄰里的道理;同時出臺規定,但凡家中親人患病子女拒不照料者,予以勸誡懲處。日復一日引導規勸,短短兩三年時間,巴蜀陋習徹底改觀,百姓主動照料患病長輩,孝悌之風遍佈城鄉,民間鬥毆、巫蠱之事大幅減少,當地風俗煥然一新。
民生層面,他延續早年在嶺南務實理政的風格,大力興修水利。秦代李冰修建都江堰,疏通汶江水道,造福蜀地千年,可時至唐初,部分渠道淤塞,灌溉範圍縮減。高士廉調集民夫,深挖拓寬舊有水渠,新開支流,擴大農田灌溉面積,平原萬頃良田不再懼怕乾旱,糧食產量連年上漲,百姓收成翻倍,家家戶戶豐衣足食。
文化教育更是高士廉治理蜀地的重中之重。他劃撥官府銀兩,修繕各地荒廢學堂,廣招飽讀詩書的儒生入駐講學,鼓勵城中、鄉村子弟入學讀書;閒暇之時,他親自組織文人詩會,匯聚蜀中才子切磋詩文,推動巴蜀文風興盛。原本文化沉寂的西南之地,讀書求學成為風氣,不少寒門學子透過讀書走入仕途,蜀地文脈自此再度興盛。
除此之外,高士廉尊重山野隱逸之士,氣度廣為流傳。當時蜀地有一位隱士朱桃椎,淡泊名利,隱居山中,不與世人往來,常年編織草鞋放在路邊,百姓放下米糧自行取鞋,二人從不見面,當地百姓都將他視作世外高人。以往歷任益州長官,大多輕視隱居之人,無人願意登門拜訪。高士廉聽聞朱桃椎事蹟,特意備好厚禮,親自前往山中登門求見,放低身段與之交談。朱桃椎性情孤僻,全程一言不發,直視高士廉後轉身走入山林。
即便遭到冷遇,高士廉也毫不介懷,此後時常派人送去衣物、糧食,派人慰問起居,從不打擾隱士清淨。此事傳遍整個蜀地,百姓、官吏紛紛感嘆高士廉禮賢下士、胸襟寬廣,成為蜀中代代流傳的美談。
在益州數年,高士廉政績斐然,吏治、民生、教化、水利全方位革新,西南邊境安定祥和。貞觀五年,唐太宗念及高士廉才幹,下旨將他調回長安,升任吏部尚書,晉封許國公,額外賞賜一子縣公爵位,重回大唐權力核心。
回到長安擔任吏部尚書,是高士廉政治生涯最重要的階段之一。吏部掌管全國官員選拔、升遷、考核,職權重大,極易滋生徇私舞弊、結黨營私的亂象,可高士廉任職期間,做到公允無私,朝野無人質疑。
史書評價他“獎鑑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一方面,他識人眼光精準,善於分辨人才品性、能力,不因出身門第偏袒;另一方面,他自幼鑽研譜牒世系,熟悉天下各大世家源流,選拔官員時兼顧才幹與家世平衡,寒門有才者予以提拔,世家有德者合理任用,每一次官員任免,都讓文武百官心服口服,沒有半句非議。
貞觀九年,唐高祖李淵駕崩,朝廷籌備皇陵喪葬大典,禮制流程繁雜,責任重大。太宗特意委任高士廉代理司空,全權負責高祖山陵全部規制、祭祀禮儀。高士廉精通曆代禮法,周密安排所有流程,喪葬大典莊重有序,沒有絲毫疏漏,典禮結束後,太宗加封他特進、上柱國,給予極高榮譽。
彼時朝堂存在一樁困擾唐太宗許久的頑疾:山東崔、盧、李、鄭老牌士族,雖歷經戰亂,家族勢力早已衰敗,手中沒有實權,卻依舊自持數百年門第高貴,極度輕視皇室、寒門官員。士族之間婚嫁,漫天索要高額聘禮,如同買賣兒女,將婚姻視作斂財工具;朝堂之上,山東舊士族官員互相抱團,私下鄙夷李唐皇室出身,太宗對此深惡痛絕,認定這種風氣嚴重損傷禮教、動搖皇權根基。
為徹底扭轉門第歪風,重塑天下等級秩序,太宗下詔,命高士廉牽頭,聯合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字、禮部侍郎令狐德棻,收集天下所有世家譜牒,對照正史核查真偽,區分忠良與奸惡門第,重新劃分天下士族等級,編撰一部全新典籍《氏族志》。
領下皇命後,高士廉耗費數年時間,走遍各州調取族譜,考證數百年世家興衰,整合兩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初步劃分為九等門第,完成初稿進呈太宗。可初稿之中,山東崔氏依舊位列天下第一等,皇室李氏僅排在第二,太宗看完十分不滿,直言點出問題核心:
“朕平定四海,天下一統,如今朝堂百官,無論出身寒門還是世家,皆為朕所用。崔、盧這類舊士族早已衰落,無官無權,卻仗著舊日虛名抬高自己,婚嫁斂財,世人偏偏追捧他們,朕實在無法理解。如今修訂《氏族志》,不必看重舊日門第,應以當朝官爵高低劃分等級,皇室宗室定為第一,外戚次之,山東舊士族必須降級!”
高士廉聽完太宗旨意,立刻帶領編撰團隊重新修訂,嚴格按照當朝功勳、官品排序:李唐皇室宗族列為第一等,太宗外戚長孫氏、高氏列為第二等,原先高居榜首的山東崔、盧、鄭、李盡數降為第三等,寒門功勳官員依據官職提升門第等級。
全新百卷《氏族志》定稿頒佈天下,一舉打破魏晉南北朝以來近四百年“以舊門第定高低”的固化格局。從此衡量身份地位的標準,從“祖上是誰”轉變為“當朝立有何等功勳、身居何等官職”,極大削弱山東老牌士族的社會特權,抬高皇室與寒門功臣地位,鞏固大唐中央皇權,重塑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為貞觀年間寒門人才源源不斷入朝為官掃清巨大阻礙。這部典籍,成為高士廉留給大唐最重要的文化、政治遺產,影響後世數百年門第制度。
完成《氏族志》編撰後,高士廉升任尚書右僕射,正式拜相,同中書門下三品,躋身大唐最高宰輔行列,每日與房玄齡、魏徵等人一同輔佐太宗處理全國政務,大小國策多有建樹。
身居宰相高位,手握選拔百官、參與國策的大權,高士廉始終保持低調謹慎。所有給太宗的上書、諫言,呈遞之後立刻親手焚燬草稿,家中子女、僕從從未見過他的奏疏內容,朝堂建言、君臣對話從不向外洩露半分,杜絕內外勾結、私下散播朝堂言論的隱患。他待人寬厚溫和,即便官員與自己政見相悖,也不會打壓排擠,凡事以大局為重,朝堂上下,無論文臣武將,都稱讚他是公允寬厚的宰相典範。
貞觀十七年,太宗感念追隨自己打天下、治盛世的功臣,下令閻立本繪製二十四功臣畫像懸掛凌煙閣,按功勳、親厚、貢獻綜合排序,高士廉位列第六,僅次於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遠超李靖、尉遲恭等戰功赫赫的名將,足以見得太宗心中他的分量。
彼時高士廉年過六十,常年操勞政務,身體日漸衰弱,時常患病,太宗時常派遣御醫前往府邸診治,賞賜名貴藥材、滋補食材,但凡民間有珍稀補品,必先賞賜給高士廉。閒暇之時,太宗時常召他入宮閒談,不談朝堂政務,只敘兩家親情,追憶早年高士廉收留長孫兄妹、促成姻緣的舊事,二人相處如同尋常家人,沒有帝王與臣子的森嚴隔閡。
貞觀二十年之後,高士廉病情加重,常年臥病在床,難以正常入朝議事,太宗多次親臨高府探望。貞觀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病危,太宗準備即刻動身前往府邸探視,百官紛紛上前勸阻:陛下萬金之軀,不宜頻繁出入臣子私宅,況且高士廉病重,陛下前去容易沾染病患之氣。
太宗卻搖頭反駁:“士廉既是朝中重臣,亦是朕的至親長輩,早年若無他,朕便娶不到長孫皇后,沒有今日的盛世基業。如今他時日無多,朕豈能不去見最後一面?”說罷執意動身。長孫無忌當時正在宮中,急忙跪在太宗馬前,痛哭叩首,轉述舅舅高士廉遺言,反覆懇求陛下不必親自登門,不願帝王為自己操勞。僵持許久,太宗才勉強停下腳步,折返皇宮,站在宮中東苑,面向高府方向痛哭良久,滿朝官員無不動容。
沒過多久,高士廉在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二歲。噩耗傳入宮中,太宗痛哭不止,下令輟朝三日,追贈司徒、幷州都督,賜諡號“文獻”,按最高規格陪葬太宗昭陵,給予臣子頂級哀榮。
下葬當日,靈柩隊伍途經長安橫橋,太宗登上城樓西北高樓,望著送葬隊伍遠去,再度放聲大哭,以此送別相伴半生的舅父與重臣。恰逢寒食節,太宗專門派遣宮中女官,攜帶豐盛祭品前往高府祭奠,並且親自提筆撰寫悼念碑文,一字一句飽含惋惜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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