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安靜了片刻。
閻埠貴皺著眉頭，想了又想，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句：“可……宋徽宗，那不是個昏君嗎？他怎麼能看到這個問題？”
鍾銘看著閻埠貴，忽然笑了。
那笑容裡，帶著幾分意味深長。
“老閻，你可別忘了——史書，都是誰寫的。”
會議廳裡的氣氛驟然一凝。
鍾銘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眾人，聲音低沉而悠遠：“宋徽宗搞‘官學培養制’，動了誰的乳酪？是動了那些透過私人財權壟斷教育資源的南方士人，動了那些靠科舉世代做官的‘科舉家族’，動了整個‘文官集團’的利益。”
他轉過身，目光如炬：“這些人，掌握了輿論權。他們寫史書，會怎麼寫宋徽宗？當然是把他寫成‘昏君’——荒淫無度、寵信奸臣、不理朝政、把國家搞亡了。這些都是事實嗎？也許是。可問題是，這些‘事實’被選擇性地放大了，放大到讓你覺得他除了‘昏’之外一無是處。他做的那些正經事，他看到的那些真問題，他試圖解決的深層矛盾，在史書裡，要麼一筆帶過，要麼根本不提。”
鍾銘走回茶几前，坐下，重新點了根菸。
“宋明兩朝，太多的事情，你好好琢磨，都非常不正常。根本不像史書寫的那麼簡單。”
他吐了口菸圈，目光變得深邃起來：“就拿‘土木堡之變’來說吧。正統十四年，明英宗親征瓦剌，結果在土木堡被圍，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皇帝被俘。這事兒，你們怎麼看？”
劉海中撓了撓頭：“不就是皇帝昏庸、太監專權、指揮失誤嗎？史書上寫的明明白白的。”
鍾銘搖了搖頭，笑了：“老劉，你想想——土木堡在哪兒？在北京西北，距離京城也就兩百來裡地。那是明朝京城的核心防衛圈，是精銳雲集的地方。瓦剌人怎麼就能長驅直入，打到京城眼皮子底下？而且，他們就不怕後路被抄、腹背受敵嗎？”
他頓了頓，聲音壓低了幾分：“還有，也先當時在瓦剌內部的位置並不穩。他帶著本部人馬全面進攻大明，圖什麼？一旦有了損失，壓制不住其他部族，他的下場是什麼？這些問題，史書上有解釋嗎？”
眾人面面相覷，誰也說不出話來。
鍾銘掐滅菸頭，靠在椅背上，聲音裡帶著幾分感慨：“有些事，不是你想不明白，而是有人不想讓你想明白。歷史這東西，從來就不是‘客觀事實’的堆砌，而是‘敘事’的博弈。誰掌握了寫史的權力，誰就掌握了‘真相’的定義權。”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眾人，嘴角浮起一絲意味深長的笑意：“所以，咱們南漢為什麼要搞‘華族英傑廟’？不是簡單地建個廟、供個像，而是要掌握‘敘事權’。咱們要自己寫史，自己定義‘誰是英雄、誰是罪人’，自己告訴後人——我們這個民族，到底走過什麼樣的路，踩過什麼樣的坑，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才有了今天。”
會議廳裡安靜了很久。
易中海緩緩開口，聲音低沉：“會長，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科舉這個問題，不是‘好’與‘壞’那麼簡單。它在某個歷史時期是先進的、進步的，但執行的時間長了，就異化了，就變成了少數人壟斷權力的工具。而那位在北方搞的活動，本質上是要打破這種壟斷，清除那個‘寄生群體’。”
鍾銘點了點頭：“對。科舉本身不是惡疾，惡疾是——當一種選官制度被壟斷，當私人財權可以透過選官制度合法地轉化為公權力，當那些掌握了公權力的人再反過來擴張私人財權——這個‘錢權迴圈’，就會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寄生群體’。它寄生在民族身上，吸民族的血，吃民族的肉，直到把整個國家蛀空。”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面的街景，聲音變得悠遠起來：“那位，他是真的看透了。他知道，如果不把這個‘寄生群體’連根拔起，咱們家裡邊走再多的路、搞再多的建設、建再多的工廠，最後都會被這些人蛀空。所以他動手了。”
閻埠貴沉默了很久，然後緩緩點了點頭：“會長，我明白了。我當了半輩子老師，總以為自己教的是‘聖賢書’，可現在想想——那些‘聖賢書’，有多少是聖賢真正想說的話，又有多少是後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添油加醋的？”
鍾銘轉過身，看著他，笑了：“老閻，你能想明白這一層，就不枉你當過老師了。”
他走回茶几前，端起茶杯，一飲而盡，然後放下杯子，目光在眾人臉上掃過，聲音不大，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咱們南漢，現在沒有那個‘寄生群體’。但不能保證以後也沒有。所以，咱們從現在開始，就要警惕——警惕私人財權侵蝕公權力，警惕任何形式的‘壟斷’，警惕那些打著‘民主’、‘自由’、‘改革’旗號、實則是為了給自己謀利益的言論和行動。”
他頓了頓，一字一句地說：“軍事上的敵人，看得見、摸得著，好打。可思想上的敵人，文化上的蛀蟲，制度上的漏洞——這些才是最難對付的。刮骨療毒，疼；可要是不刮，那就是等死。”
會議廳裡，眾人沉默不語，各自品著鍾銘這番話裡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