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對南盟態度轉變的國家中，最戲劇性、也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法蘭西。
1969年秋，巴黎，愛麗捨宮。
戴高樂將軍站在辦公室的落地窗前，背對著他的外交部長德馬爾，沉默了整整三分鐘。
窗外，塞納河畔的梧桐葉開始泛黃，秋天的巴黎籠罩在一層薄霧中。
“你確定？”
他終於開口，聲音沙啞而低沉。
“總統先生，情報部門確認了。”
德馬爾小心翼翼地回答，
“南盟在剛果的佈局已經完成。恩古瓦比總統的政府完全站穩了腳跟。
而我們在金沙薩扶植的那幾個人……要麼流亡，要麼入獄。我們在中非的影響力，已經降到了歷史最低點。”
戴高樂轉過身，目光銳利：
“所以，你的建議是……向那個讓偉大的法蘭西丟臉的東方人低頭？”
“不是低頭，是接觸。”德馬爾糾正，
“總統先生，時代變了。我們無法阻止南盟的崛起，就像我們無法阻止潮汐。但我們可以選擇是等著潮水淹沒我們，還是學會在潮水中航行。”
戴高樂沉默了。
他想起1958年他重返政壇時，曾誓言讓法蘭西重新偉大。
十一年過去了，自己的祖國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偉大”了。
擁有獨立的核力量，退出了北約軍事一體化，甚至在某些國際事務上與美蘇叫板。
但在非洲，在南盟面前，法國顯得力不從心。
剛果的“淪陷”是一個分水嶺。
那之後，喀麥隆、查德、中非共和國……一個個法語非洲國家開始私下接觸南盟，試探“另一種選擇”。
不是因為他們討厭法國，而是因為南盟提供的條件——不干涉內政、長期穩定的資源採購合同、以及光碟機素等先進技術的輸出實在太誘人。
“派誰去？”戴高樂終於問。
德馬爾早有準備：
“安德烈·馬爾羅。他不僅是文化部長，更是您的老朋友，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去，既能代表我們法蘭西的文化高度，又能傳遞我們的誠意。”
戴高樂點了點頭：“讓他先去接觸。不要張揚，不要正式訪問，就說是……私人旅行。”
半個月後，帕姆泉堡。
安德烈·馬爾羅走下專機時，武振邦沒有在停機坪迎接。這不符合外交禮儀，但符合南盟的作風，他們不搞排場，只談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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